脑袋瓜派什么用场好呢？

我脖子上这颗脑袋跟着我，也是受了不少罪。呆在山里有时摸摸脑袋，觉得这一路上陪伴我走过坎坎坷坷的，挺对不住似的。以前在谋生的路上吃苦受累，往后躲在山里还得跟着我苟活下去。

小时候脑袋瓜破损流血是常有的事情，具体情况年代太久远，也不是每一次都记得。上石闸小学时右耳朵给老师拧得裂了一半，女赤脚医生没有麻药用，拿针线像上鞋帮一样缝上了。我回家，妈妈给我煎了两个荷包蛋吃，没去找老师。上初一时，一群同学疯跑去看拖拉机，我被同学挤跌倒在田埂上，左眼睛被铅笔戳得鲜血直淋，睁不开眼睛。当时，我以为以后成“独眼龙”了，在农村找媳妇难了。公社卫生院医生缝针前说：“头上打麻药，以后脑袋瓜可能会笨；不打麻药会疼”。我私忖已是“独眼龙”了，再变成个孬子，更讨不到老婆了。于是，咬紧牙关躺倒长板凳上，硬是让医生像绞衣边一样缝了四针。其他，像小伙伴间砸石头、打架破了脑袋，家长用浓淘米水洗干净，从门后墙拐上弄点蜘蛛网捂在伤口上止血，过两天就好了。

我刚到省城工作时，一直在安医大校园一理发店剃头。店里一个老师傅带两个徒弟，师傅年过古稀了，大徒弟四十多岁，一嘴小讲像说评书一样，逗得满屋等着剃头的人开心，剃好头的人也不肯走。他说自己十三岁跟师傅后面学剃头，虽是毫末技艺，却是顶上功夫。这所大学校长、教授、学生的脑袋，自己都一摸不杠手。小徒弟闷不作声，做事特别快，眼里有活。据说为一个女大学生伤过心，从那就不再开口说话，也没再谈恋爱。老师傅给我剃头时，见我脑袋瓜有不少疤，说：“你小时候一定很匪，头上才有这么多疤”。大徒弟说：“这要感谢那些打破你头的人呢，他们帮助你‘开了窍’。不然，你哪能在城里混得人模狗样的。”

那个理发匠说得可能有些道理。我的脑袋瓜子比小伙伴们受伤都要多，或许真是哪一次受伤时“开了窍”。我们那三个圩口的同学一路跑来跑去上中学的，后来只有我一个考上了大学。其他小伙伴们说：“我们跑几年都在陪你读书，往后你在外发达了不要忘了我们”。

我还真的没有忘记这些乡亲们。参加工作后，每次回东圩埂见人跑上去散香烟，春节回东圩埂心里最牵挂的是困难群众。我弯腰钻进一些穷人家里，问寒问暖，临别前塞点钱。这个习惯一直延续着，直到我在一家报社担任社会新闻部主任时，还曾搞过“捐助衣被，温暖人心”活动。结果，城里人捐赠了几千件大半新衣被，驻军派出两部军车才装下，我全拉到我上中学的石头镇。镇里新来的书记郭新生也是个善人，他组织人冒着风雪将衣被派送到困难群众家里。前年春天，我回老家县城时，郭新生特地请我吃饭，提起那年我们顶风冒雪天送两卡车衣被的事情。去年，郭新生儿子同时获得同济大学建筑专业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两个博士学位。郭家儿郎固然努力，与他老子、爷爷及爷爷的爷爷行善积德也有关吧，家风家教好的人家孩子自然不会差。

从前的事情越来越远了，脑袋受伤的次数可以忽略不计了。离开家乡在外谋生途中，印象至少三次头破血出过，前前后后加在一起缝了也有十几针吧。最近一次是2007年8月末的一个晚上，我的头烂了，鲜血瞬间从头顶上流下来，染红了我赤裸着的上身，也惊呆了身边的人。我借旁边一个人的手机，因为记不住亲友的手机号码，只拔通了单位新闻热线电话，值班的同事杨和宝接了电话，我问他现在单位有谁在？他说“方伟阳一直在”。于是，我让他叫小方接电话。“你现在就筹钱，立即到淮河路市医院急诊室门口等我”。

夜色中小方到急诊室门口，见到一身是血的我坐在墙根边，他愣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扶我起身去交钱。护士正要为我清创伤口时，赶来一群酒气薰天的人蔟拥着一个也头破血流的醉鬼闯进来。护士为难地问：你们这样闹我怎么缝针呢？我挥挥手指了指那个醉鬼，护士秒懂，训斥他们说：“你伤得还没这位大哥重，你看人家镇定自若，还让我先给你缝针，你闹什么闹？”一下子急诊室内鸦雀无声，众人都看着我，有人上前致谢，还递过来香烟。

那晚上，护士为我脑袋瓜缝了四针，打了破伤风针，包扎伤口后往头顶上扣个罩子，像是战场上下来的伤兵。方伟阳带我去城隍庙出口处的夜摊上，煮了两条鲫鱼汤，反复交代不放酱油，不放葱、姜，还点了些别的菜，交代不放辣椒……吃好喝完，他打车送我回住处。那次治伤的钱，后来我忘记还他了，就与这份情义一并记在我的脑袋瓜里吧。

脑袋瓜烂了第四天，我就随当时的瑞鹰车队自驾去西藏，直到西宁时才找地方拆了头上的线。我从珠峰回来后，方伟阳请我去城隍庙老头小鸡店吃饭时，他问我：“你头到底怎么受伤的？我当时见你一个大血人，以为你准是跟人家打架了，你受伤都那么重，我最担心的是你把人家扔哪条水沟里去了”。方伟阳池州杏花村中学考入武汉大学读工商管理，却误入新闻界。这位江南才子他最牵挂的是弱势人群的生命安危，希望这些人不要受到恶人的欺压打击。

我的脑袋瓜子伤痕累累，缝针不少。回想起来，我也曾在别人的脑袋瓜子上动过拳头的。

一次是夏日夜晚，我从报社回家路上，见到一的哥下车辱骂一对母女，这是从铜陵来省城参加舞蹈比赛的母女俩。那的哥钻进车里倒车直直向她们撞过去，我眼疾手快拽过她们俩。的哥钻出来对我大骂，从车里拿出利器冲我捅过来。我左手格挡，右拳直打在他脑瓜子上， 他往后退了十多步一屁股跌坐地下。我冲他招手，“起来，不服再来。”那家伙摸着嘴，一手的血。我让那对母女俩离开现场，自己打电话报警。警察先是以为我被人打了，来了后见状，送人去医院治疗。当时跑公安的记者于浩闻讯跑来了，陪我在派出所做笔录。警察说两颗门牙不掉的话，就没什么大事。若是掉了，就是轻伤害，麻烦了。后来，我还是赔了三千块钱。

今年秋天，我去铜陵时，那个女孩的父母亲一定要请我吃饭，还现场与他们在大学教书的女儿视频通话。人家很礼貌地说：“何爷爷，你是我心目中的偶像”。三千块钱在一个小女孩心目中树起一个“爷”的形象，也还是不错的。

另一次，是腊月过小年时，我陪爱人去大别山一个县城看望那里的分厂员工。晚上吃过饭后，我们准备开车回城，还没出门听到外面乱哄哄的。哦，有人在打架。我挤进人群里，伸出双臂将一个年轻人护送出人群。恰好此时，这年轻人的十几个亲友赶来，不闻青红皀白，一齐围住我这个外地口音的人殴打，没有人听我解释。其中打得最凶的是一个杀猪匠，出手重而狠。我爱人拼命抓住我的双手，大喊“你不能打，要过年了”。我的脑袋瓜被打得噼里叭啦响，脸上的鲜血出来了，头上火烧火燎的疼。我见血出来了，挣脱爱人，一拳打退那个杀猪匠，冲出人群，扔掉棉袄，异常兴奋起来，双脚来回在地上跳动。我爱人见此情景，又死死的抱住我，大喊“老何，不能打，不能打”。那伙人又围住我打……

我的脑袋瓜子疼倒也罢了，关键是我一脸全被人抓破了，春节回家无法跟老母亲交代啊。于是，我给时任那里的市委虞书记写了一封信。当地相关部门当天派法医等人过来，那个年轻人的父亲也来了。法医一看我血痕累累的脸，当即说，“不用验伤了，明摆着在呢，轻伤害”。我就问那年轻人的父亲，“你儿子跟你怎说我的？”那个父亲低下头说：“说你救了他，对不起”。他把手里的一袋茶叶塞给我。算了，当晚我请那群人吃饭，他们很轻松在电话里跟领导汇报情况。只是，我爱人心疼我，也很后悔，过年后撤了在那里的投资。好多人劝我，那晚不是她死死不让你动手，你若是动起手来，这“年”就是道关了。

“茶溪听雨”公众号上一位读者昨天给我留言：“时间向前，生活向上，没有过去，只有过眼烟云”。说得很有道理。我现在闲居江南九华山里，就像江南才女王诗晓昨天微信说我“何老师在九华山下呆这几年，更善了”。这倒也是的，这几年，这三年，谁活得容易？我眼见太多能力超强、事业如日中天的人士，都折戟沉沙了。竹海隐居者昨天居然对我说:“你活的非常痛苦。”这句很突兀的话，让我吃惊不小。我能有什么痛苦？我的父亲离世二十七年，早已不再承受人间疾苦。母亲也幸运的死在这三年的第一年春上，东圩埂上的乡亲们还能为她最后送行。我以后努力在山里自种自食，能写点文章就写点，真到了莫言止墨的时候，我就努力让自己活久些，总不会有人无端跑来要取了我这颗脑袋瓜吧。这么一颗疤痕累累的脑袋瓜拿去做葫芦瓢，或是敬献给人家当酒壶也拿不出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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