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片里的道德

一
我进了家门，边脱鞋边习惯地往跃层上看，寻找每天做好午饭，坐在这个位置等我的那个再熟悉不过的康阿姨。可今天进入家门却不然，意外地看见另外一个人坐在这个位置。这人不是别人，是前年经历了丧失“先生”，表情一直有点麻木的远房表姐。她没有动，木然地看着我。
“噢？大姐来了！”
她只是机械地动了一下，细细地，“回来了？”
而我每天下班习惯寻找的那个熟悉身影，却被一层玻璃门隔在厨房里边，忙于为造访的大姐准备午餐，我拉开玻璃门看了一下，熟悉的身影正在切韭菜。案上盘中有剥了皮的虾仁，还有一条即将被丢入冒烟的油锅进行红烧的黄花魚。
我边寒喧边到里间脱去外衣，来到厨房询问康阿姨包饺子的进展情况。然后，回到餐桌前，为大姐续水。
坐下来后，我和大姐俩人就聊起了家常：聊老家四道营子，聊老韩家的姑娘，聊她的姨韩景芳，聊她的弟弟姜晓民，聊我的俩妹妹，弟弟，聊弟弟的闺女，远在美国很多年回不了国，终日忙于经营两个儿子的侄女，聊我的儿子。然后又聊她在北京的姑娘和儿子，聊韩家的媳妇。直聊到我们俩尚且知道的，我爷爷的姑姑，黄金瑞表大爷的奶奶，这位在黄家支掌家门的高祖辈的韩家女性。聊来聊去，聊到了她妈我二姑，聊到了我妈她四舅妈。
……大姐说，“我四舅妈干活特别细致，切白菜特别规整，你二姑可不这样，熬白菜连黄菜帮子也舍不得扔，你二姑夫常说你二姑，看，你娘又给咱们熬了一锅猪食……”
我笑，“你四舅妈可不是这样子，即便是无油无肉，清水煮白菜，她也会通过手把掐拿的温度（火侯）控制，除了必不可少的葱花和盐以外，她会添加一点豆酱，加水时掺一半米汤，端上桌的白菜就很香，很好吃，吃着软乎滑溜有白莱味……”
聊天正酣。我忽然记起今天是冬至月二十，“哎哟！差点忘了，今天是你四舅妈的生日！”
我边说着这句话，边跑进儿子一家回家时才住的大卧室，到靠着东墙的一排书柜里拿出母亲的照片。
二
母亲是我四十九岁那年走的，到现在已经十五年了。她走了以后，我把她年轻时仅存的一张标准像放大了，又到一家工艺美术店，选了一个精致的有机玻璃框，让师傅把母亲这张相片镶嵌好。我选的这个黑色相框，边很宽，宽边左上角和右下角绘有两株仙草，草的籽实是宝珠。母亲照这张相片时刚刚三十岁，梳着1960年代的流行发式——齐耳的刷子。相片里的母亲嘴角启颌，略含微笑，亲切温和，落落大方。以前，这具相框一直放在我的写字台中央，第四次搬家时，写字台变小了，我就把她安放在我的书柜里了。
儿子每次回家都要看奶奶的相片，都会久久注目，有时，眼里会含着酸楚。
我把照片拿过来给表姐看，“这张照片应该是你四舅妈三十来岁有了三个孩子时的照片。你四舅妈年轻时得过甲状腺瘤，后来通过她的续大姐夫（北京卫戍区装甲兵一个师长）的关系，在301医院切掉了。此照估计是切掉了大粗脖子后，高兴之余，她才肯花一块多钱，到锦山照相馆照了这张相片。”
我怕表姐看了照片勾起她的丧夫之痛，就赶紧把照片送回里屋放回原处，又用手机草率地拍了一下，发到了“韩家大院”。
发到韩家大院的目的很单纯，我是想让韩家大院的后生晚辈，记起冬至月二十，别忘了这个日子是奶奶姥姥的生日。其实，这个日子虽然平凡，但对我们来说，这个日子比平安夜圣诞节重要的多！我相信米歇尔·福柯的哲学，世界上的美好都是相似的，母亲三十岁时美丽清雅，别人在不知道母亲长相的情况下，只管谬赞我长相好，说我是一个玉树临风的美男子。但我自己清楚，我的美好，不是属于我的，是属于父母的，受表扬和夸赞的，应该是她们，根本跟我没什么关系……
三
中国古代社会的治理结构，重点是家庭治理，家庭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骨架。儒家“高低贵贱、长幼有序”的家政伦理学，在朱子以后，变成了家教和家法，“天地君亲师，父母大人在上”的严酷礼教，对人的规范相当严格，胜过西方满大街的神庙对于人类的所有教化。家教的一个重点内容就是祠堂伦理学，旧中国的富贵人家，都会在自家的最显赫处，设置祠堂，祠堂正面的墙上要挂上始祖、高祖等所有宗族元老的画像（那时没有照片）。晚生后辈自从能站立走步起，直到死亡，都要到这个神圣的地方三拜九叩。三拜九叩不是形式主义，作用是忏悔和参悟，是君子修为的“每日三省吾省！”通过这种悔过或内省，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平。关键是——“阴德”水平！如：“不做亏心事”、“积善人家，必有余庆”“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等看不见的阴德。
这种道德是儒释道的中国哲学，绝对有别于福柯所排斥的西方哲学史中的《天演论》中的“物竟天择，适者生存”的近现代兴起于西方，后又被东方人视为至宝的“丛林法则”哲学。
十七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最大作为，是把人从神庙中解放出来，一百年前中国的“五·四”运动，也从根本上拆除了家庭祠堂。这种所谓人性的解放和自由，对单个人似乎大有裨益，但却给家庭团结和睦、伦常有礼，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我们的近邻日本，因为受到儒家文化至深的濡染，直至今天，它的礼教和丧葬文化还因循着儒家的传统，延续着“坟莹”设在闹市的古老风俗。例如，临终前委托寺院承办自己的后事，寺院（神社）也会想方设法，在死去的“鬼”和活着的亲人之间搭起桥梁，让他们经常进行灵魂对接、精神交流。
当代中国人，尤其是年轻的当代中国人，他们因为生长在信息社会，被碾压性的西方功利哲学所诱惑，对于文化和精神进取的传统道德持迴避的态度，只知道向“钱”冲，而不知道向厚（后）看。因此，他们的道德正在变异，也许不会再有谁将父母的照片作为“神祗”和“祠堂”，摆在正确的位置，来约束自我啦！
我非常担心现代人为什么在做人的问题上“选择性回避、选择性遗忘？” 这种商业性倾向很危险，其后果是：他们置身什么都是虚无的社会环境里，木头情感、 数典忘祖，虚头巴脑，非常可怜。他们心甘情愿地钻入商人们设计的圈套，到摆着圣诞树的店里去花钱，让商人以耶稣的名义来掏自己的腰包。他们更喜欢追风逐俗，学着人家的基督教教堂仪式——单腿跪在地上发誓，拜求披着白色婚纱的所谓“女神”答应婚配！然而，跪求发誓的结果却很讽剌：中国青年的离婚率越来越高，生育率越来越低！这是典型的自残自虐——文化虚无。
我敬立母亲的相片，就是为了警示我自己，昭示我的后人，从自我做起，把“急进德”之精神，回归到我们的文化和价值观上来，把我们崇敬的父母和本土那些道德榜样，植入我们的精神土壤，把相片这面镜子，立于我们的眼前，立于我们的心中。
追思过往，方有前路。不然的话，就会像新华社副总编熊蕾女士调查的那样，我们的基因连同我们的价值观都被人家偷走了！当我们死去的那一天，我们的后人们都不知道我们是谁？叫什么名字？是不是中国道德深邃的那一切，都要“劣币驱逐良币”，被人家取代，我们自己的文化旗帜却被我们自己砍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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