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四叔

四叔是二爷的第四个儿子，比我大两岁。

每当我和四叔都在场的时候，让别人先招呼四叔，然后按低一个辈分招呼我，如管四叔叫叔以后，只能叫我老哥。有些小年轻觉得叫我哥不配搭，我说就叫我名姓或在姓前缀一个老字即可。因为我和四叔从年龄上来说是一代人，是发小，从血缘关系来说，是实打实的近亲，辈分不能乱的，在外人面前更要显示出长幼来。我其实不大在乎，但四叔恪守着祖传的长幼有序规矩，年龄再大也要敬称年龄小的长辈。如果别人在同一个场合喊我叔，也喊他叔，他就让对方改口，要么升他的辈分，要么降我的辈分，弄得人有些尴尬，人们也不好不按他要求的去做，因为四叔善良、实诚、执拗。

在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年代，在我们落后的山区，家家户户都有数个孩子，父母凭命生育，孩子们凭命成长，身体的强壮与孱弱，受教育的多与寡，主要取决于自身，父母实在难以做到厚此薄彼。四叔在他们兄弟姊妹中身体最强壮。我则是家里身体最弱的，作为顶门立户的男丁又是独苗，四叔就像我的父母特别爱护我一样关爱我。上山放牛、打柴、打猪草，我总是因为体质弱拖后腿，其它伙伴取笑我的时候，四叔赶完自己的活路，主动帮助我。和别姓伙伴发生冲突时，我们叔侄俩是打不散的同盟军。玩对阵游戏我俩是拆不开的队友。
四叔体格健硕，头肥脑满，五官端正，慈眉善目。二爷和我爷都说四叔像极了他们的父亲和祖父，外人则说，是当大官的体魄。可惜四叔脑子没我灵光。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已在那里等了我两年。我从小学一年级至三年级，就和他同级同班，其实全校就三个年级一个班，复式教学，学校在家门口。他的语文、算术（后来改称数学）作业经常是抄录我的，即使被老师批评甚至打手，他还是抄我的，我也宁愿挨批评让他抄，因为我知道，就是老师用竹根做的教鞭打破他的头，他也想不明白书本上的知识。勉强将三年级念完，他的学习能力及家庭经济状况不许可他继续念下去，他只能辍学回家务农，帮父母解决家庭经济问题，供几个弟弟妹妹上学，而我离开村子里的学校到大队中心小学住校读四、五年级，那年我九岁，四叔十一岁。

每周末或学校放假，我回到家里，四叔总是忙完家里主要的农活和家务活，抽空和我玩一些属于孩子的游戏，如自制木枪、洋火枪、竹筒水枪、竹木弓箭、冰轮儿车，还有在盛夏的时候光屁股在山涧小溪里用黄泥筑小水坝箍游泳池。二爷和二婆就责怪他又不是孩子了，还和小孩子在一起玩儿。有机会在一起放牛打柴和猪草的时候他依然主动帮我。他是那么地信任我和爱护我，我是多么地敬爱他，我一直喊他四叔，而我同辈的、年龄相差不很悬殊的人则直呼其名。

我从上初中一直到大学，他一直以我为家族的荣耀，也是他的自豪，不容许别人当他的面诋毁我。

在我大学毕业那年，他终于结婚了，算是晚婚。他被自立门户，分得祖屋半间房子作卧室，墙外侧修拖檐偏房大半间作客厅、厨房和储藏室，大门开在这偏房的墙上，门洞很低，个子稍高的人进出都得弯腰低头。分给他的承包地也像他家分房一样，经几次分割后，分得的都只能将就凑合而已。那时我们村农民们还没有外出务工的意识，延续着只凭土里刨食度日的生活方式，四叔尽管力气大而且勤快，使出浑身解数，少且瘠薄的土地难以产出很多，日子过得非常紧巴，以至于不到两年，新婚的四婶没等生出一男半女就不辞而别了。四叔承受不了打击，精神一度失常，清醒之后，并不埋怨四婶，反倒认为自己不用拖累人家了。

四叔在村里以及周围村子人们的眼里是大好人。别人有难，央求到他，即使家里事情再忙，他也去帮，他的亲人们责怪他：“你的稻谷烂在田里、麦黄落地里、房子着火了，你也为别人不为自己，家懒外勤！活该穷死！”四叔总嗫嗫讷讷地做无力辩解，依然故我。我也觉得他是不是贪图吃人家的好饭而舍家为人？他难过地埋怨我：“你咋么也不知道我？人家有急，求到我，我咋好拒绝？”我说，你的生活不宽裕，大半是你太为别人着想，不顾自家，不会拒绝别人，做过头了，别人就会认为你是傻瓜，好利用。他似乎明白了一些我的意思，不再那么殷勤地助人，开始为自己打算，但依然执拗地帮他认为必须帮的忙，包括欺负过他的人。他不与人争长夺短，对别人的伤害等闲视之。他坚守着我们家族传承的一种理念：不恃强凌弱，尊长爱幼，好人一生平安，最终有好报！害人、作恶，也必得报应！

农民外出务工潮兴起后，四叔也加入进来，走州过县、南下北上，跟着亲邻里的精明人外出务工。虽然许多老板喜欢他的诚实、勤快、卖力，但多因无技术只能做简单的小工，所得薪酬较低，而和他做相同工作的精明人要多些。我问原因，同路人告诉我，“他不跟老板讨价还价么！”我说，我四叔有点儿好人，没知识、没眼力见，你们都不帮着他些？人家无奈地作许多解释，四叔则说：“那有啥？有些老板人很好，有些老板亏了我，会遭报应的！”我也无奈地摇头，转而一想，也是，欺负老实人，人们有评说，老天也看着哩。
四叔长期在外务工，农村的土墙房很快破败。他过了五十岁，又积劳成疾，不能到远地去打工了，他打算用自己打工积攒下来的一点钱在老家修新房，以度晚年。有人劝他，再熬几年，具备条件了去敬老院；有领导建议，按扶贫搬迁政策，给他争取一个指标，弄一套移民点的房，老了（死了的意思），把房还给政府就行了，都让他把钱攒着，供自己年老多病、不能干活的时候花销，他都予以拒绝。他向我坦白过心底，意思是他活了一世人，总不能白叫人养老送终，留下不好的名声，再说他也想留点啥，身后给人留点儿念想。我还猜测，他指望他的亲侄儿给他养老送终，入土归安后，清明节有人给他烧钱挂纸。

最终，四叔联合亲侄儿，依着新潮，在我们山区老家修一幢三间两层的楼房，知道的亲戚、邻居，他不要报酬给帮过忙的人，赶来给他无偿帮忙，回报他。房子落成后，他满心喜滋滋。然而，这最后一根稻草彻底压垮了他：被医院诊断罹患癌症，活期不过半年。身体一直硬朗的他，开始忧心忡忡。积蓄所剩无几，在吃了几个月的药物无济于事后，他不再“浪费钱”，等着死神降临。这期间，他依然力所能及地帮助我和别人。

五十八岁零八月的那天，他的亲侄儿打电话给我，哽咽着说“我四大走了”，我问去哪儿了，堂弟说“过世了”。我和妻子立时泪崩。我也电话告知了在外地的女儿、儿子，他们也是先惊诧，后沉默无语。我因在单位忙于所谓的工作，未能回去奔丧。打工的妻子义无反顾地请假回去给四叔送终，她回来说，参加葬礼的客人们都唏嘘喟叹：好人啊，不该这么命短。我再一次泪崩，默默祷告：“四叔，您一路走好，每年清明节我会给你扫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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