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长征

母亲在邻村的小学教书，一直教，教了一辈子。几十年。
说桃李满天下，是真的，但天下广大，世事纷繁，那些已走向天下、遍布天下的“桃李”，还能记起母亲的，我猜：不多。
母亲不过就是那个平凡的乡村教师，一个月领两千多块钱的工资，还伺候着家里七八亩的农田，这样生活了一辈子。
她一辈子也没离开过乡村，没离开过那所换了不知多少次围墙的学校，没离开过那几间来回交换的教室。
但母亲自己却格外珍惜这份工作。不是因为什么伟大理想，也不是因为什么高尚情操。这样的话，也向来没有从母亲的口里说出来过。
她常说的倒是有一句话：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乡村老师。
母亲靠这份工作养活自己，也养活自己一家老小的日子，添了家用，置办了家什，凑足了我们的学费，到头来，落了这么一份可以养老的工资。
母亲很知足，母亲也很在意。
因为这份工作来之不易。
母亲上初中时，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时候家里穷得勉强能填饱肚子，兄弟姐妹五个，供她读完初中，对于当时那样的一个家庭来说，已实属不易。母亲的父亲唯一一次和老师见面，老师说：“文丽这孩子脑壳儿不是那么出类拔萃，但知道用功、认真，所以成绩不错，考个师范、将来当个老师，吃上公家饭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木讷、不善言谈的姥爷只说了一句：“先生，您多费心。”
中考那年，班里五十多个学生都在用功地备考，母亲更是刻苦专心。晚上回到家，忙忙慌慌地扒几口饭，就伏到里屋的那个当作书桌的小木柜子上看书复习。清早五点便醒了，帮娘做好一家人的早饭，自己往书包里塞两个热饼子，然后骑着家里那辆唯一的二八自行车奔往十五里路远的乡中学。每每骑到学校，已是大汗淋漓，教室却还没有开门，她便放好车子，蹲在教室外的墙根儿下，掏出那两个早已经凉透了的玉米面饼子，一边吃、一边拿出外语或是语文课本来默默地背诵。
“自己一定得考上才行！”母亲在心里不止一次地暗暗地对自己说。考上了，全家光荣，自己也跳出了农门。这就是当时母亲心中最大的人生理想。
走进考场，她认真地做着每一道题，一点也不敢马虎。第一场、第二场都很顺利，可是第二天要考第三场的时候，却发生了意外。
那天，骑车往学校赶的半路上，突然下起了大雨，她慌忙拚了所有力气往前紧蹬，也许是用力太猛，车链子“嘎嘣”一下子断了……
浑身湿透、哭得满脸是泪的妈妈推着车子走到学校时，第三场离考试结束只有半个小时了。
那年她落榜了，委屈和伤痛持续了整个夏天。
“妮儿，认命吧……”姥爷抽着呛人的旱烟，低声地说出这么一句。
母亲无声地流着泪，她知道自己不能再拖累家里，所以在心里憋了好久想要去复读的心思就这样憋在心里了。母亲开始下地帮爹娘干活儿，什么活儿都干，只是她的话儿越来越少了，也很少再笑。
就这样过了两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母亲去邻村一所小学当了代课老师。因为当时有一个年轻的女老师随军走了。正好那年，姥爷去邻村的亲戚家帮忙盖房子，听说了这事，轻易不求人的他拎了两瓶67（老白干）去找了村支书。老支书正愁娃娃们开不了课，就说“那就先让她来代着吧，一月二十五块钱。”姥爷回来告诉母亲这一消息时，好久没有笑过的她，笑了。
就这样，母亲当上了乡村小学的代课老师，非常认真地上好每一节课、管好每一个学生。早来晚归，披星戴月。学生们喜欢、乡亲们喜欢，校长高兴。她也喜欢。
世间的好多事都是这样，来得不易，才懂得倍加珍惜。
一年后，母亲参加了县里组织的民办教师考试，考了个第一名。工资上调了十块钱，但更令她欣慰的不是这每月多出的十块钱，而是她终于成了可以到乡中心校去开会的“老师”了。
女大当嫁，母亲嫁给了当兵复员回家的父亲。新生活开始了，一切那么平常自然，波澜不惊。母亲说，当时她挺知足的，一份稳稳当当的日子。
可是紧接着大批的中专生开始分配到乡村来，县里开始着手教育改革，清退部分代课和民办教师也是其中重要的一项。文件规定，所有上课的教师必须具备中专以上正规学校毕业的学历，鉴于本地实际和从社会稳定出发，允许符合一定条件的民办教师通过考试到正规的学校进修，然后转为正式教师。母亲各方面都很优秀，但就一条死死地卡住了她：工作必须满五年以上，而母亲只差一年。
当时，村里的日子已不那么难混了，粮食打的也多了，再种些棉花、花生什么的，收入也不少，况且父亲那时又去县里的运输公司开大货车，工资也不少。父亲说：“不教就不教了，咱又不是除了这，挣不来那几十块钱。”
待在家里的母亲，吃不下、睡不着，人也迅速地瘦了。好多人也来劝，可是母亲的心还是安不下来。那是母亲头一次深刻地思考，也许那份工作，不仅仅是那几十块钱的事。
母亲去找中心校长沟通。几经商讨，乡里鉴于她教学成绩一直不错，同意她仍继续代课，明年再考，但不是参加县里组织的考试，而是要参加省里的考试，考上正规的学校才行。就这样，母亲一边教书、一边复习，一样也不敢放松。第二年，终于考到外县的一所职教中心的幼师班，但必须得脱产去上三年的学、拿六千多块钱的学费。
而当时的我，还不满周岁。
父亲没说不同意，也没说同意。但奶奶说什么也不同意，说就为挣那几十块钱的工资，把孩子扔下，把家扔下，不值！一个女人，还是要顾家、顾孩子、顾日子。
母亲给奶奶跪下了，说“这学我得去上！”
第二天，母亲抱着我哭得泪珠子像撒了一地的豆子。然后，狠着心一扭头骑上了车子，母亲是骑自行车去一百三十多里路外的邻县职教中心念幼儿师范的。母亲带上一些干粮、咸菜，一个简单的包裹。五天后母亲又骑着车子回来，从星期六的早上五点骑到下午三点。邻居张婶说，那时你妈骑车子回来，进门第一件事就是忙忙慌慌地去抱孩子，那时你小，好几天不见娘，一脸地陌生与慌张，害怕地哇哇大哭，你妈也哭，心像碎了一地，泪也洒了一地……
母亲就这样，每个星期从学校到家往返一次，每次还从上学的县城花几块钱给我买点村里见不到的新鲜样的零食，或一两件小衣裳，那是她不坐汽车省下来的路费。
三年，很短：只有三个春夏秋冬；三年，很长：一个有孩子、有丈夫的女人骑着车子骑了三万三千多里路。
那是她一个人的长征。
母亲曾经跟我说过，毕业那天，她抱着那张薄薄的毕业证哭了，因为她终于不用再来回跑了。也终于不用再看婆婆的脸色，不听丈夫的叹气，不跟孩子分离了……
母亲就是用这样一个“长征”，完成了她名正言顺的公办教师身份，然后做了一辈子，平平凡凡的老师。
母亲有一本老日记，母亲在日记里说，她很知足，唯一的遗憾是，那三年，她离开我的那些日子，她这辈子再也没法补回来了。不管，她自己多么加倍地疼我，她总觉得是无法补偿的缺憾。
我捧着那本日记，一下子脸红，泪如满面。
“妈，你不欠我。是我欠你，都说儿女是这辈子来讨爹娘债的，是我欠你的呀，妈……”
世间每一场母爱都是一个“长征”，不管是千千万万个操劳的日子，还是一粥一饭、一针一线的照顾，日夜不停地牵挂，都是她一个人的“爬雪山”、“过草地”，而她还是渴望这“长征”永远没有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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