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身舞会与人类学视域下小岩的爱情

单身舞会，不协调的身体

1998年上大学，那时还盛行大学周末舞会。当时还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的余杰写过一篇文章，感叹周末舞会背后的大学堕落。当时师大、体院、工大（现在吉大南岭校区）都有舞会，但那种跨校交流的舞会我都没去过。师大体育场对面，静湖西侧是一排平房，有录像厅，也有舞厅。我在那里看过录像，但没去过舞厅。我只参与班级组织的舞会。

班级组织的舞会不能算作舞会，只能算作教学舞会。上学没多久，宿舍老三等人就提议购买录音机、组织舞会等事。录音机是舞会重要设备，此外就是体力活。在打算开舞会的周末，把班级的桌椅抬到走廊，将教室空出来，将准备开的灯管用彩纸缠上，舞会就算准备就绪。

我不会跳舞，去了除了搬椅子，就坐在一旁看大家跳舞。Ly姐有时会教我，带着我跳，最简单的步子。但我自己搞不定，所以没法邀请心仪的女生（M）去跳舞。我把自己学不会跳舞，归结为身体协调能力差。其他可以归因为身体协调能力差的还有运动不行。

1994年，我进城上高中，第一次上体育课，老师训练深蹲，一节课下来，我差不多走不了路。当然，腿部肌肉能慢慢恢复，但我无论如何都跳不高、跳不远，跑不快、跑不久，人体向上只能做1-3个。运动作为一种能力，从1994-2002年，是压住我的一座大山。

读高中前，我一直在农村读书。我虽年幼开始体力就弱，但农活总会做一些，家里的、学校的，不是所有的都能逃掉，所以力气总是有一些的。但小学到初中九年中，我们没有正八经的体育课。体育课就是自由活动课。小学时在操场上瞎玩，运动设备只有单杠一个、双杠一个，我个子小，上不去；还有篮球场，学校只有一个篮球，只有老师能玩。初中时可以去体育组借篮球，但我个子小，一个篮球场只要10个人，轮不到我。我就在旁边瞎看，或者回班级睡觉、闲聊。

体育课算得上是对身体的管理，农村人没有这种意识。记得小时候乡里每年举行篮球赛，各村出代表队，但是大人们的事，其实只是少数高个子年轻人的事。多数人的日子，农活，农活之外，夏天在路边树下闲聊，冬天则在屋子里火炕上闲聊。冬天也有一部分玩纸牌，不是扑克，是那种有水浒传人物的纸牌。因此玩纸牌也叫上梁山。农村人只会谈论播种与收成，其他的东西，都拙于表达。

阎云翔有关下岬村的研究，提到乡村集体娱乐的变迁。他所研究的那个下岬村虽属黑龙江，但我看了地理位置，离我家那边不算远，我相信它们应该属于同一个区域文化。不过，我记事后，没记得村里有什么集体娱乐项目或活动。

现代幻象，渴望与城市人恋爱

读高中之前，我每年都进城住一段时间，住在姥姥家。中考后，我还去北京三姨家玩了一个暑假，至少我对城市生活有一些初步体验，不算完全隔膜。但上高中之后，我仍旧有些迷茫。

我现在认为，那时候的我渴望变成一个城里人。但我也有一些自知之明，比如在我读小学时，二舅曾写信建议父母把我兄弟二人转成城镇户口，当时刚刚放开农转非，父母问我的想法，我说：若以后没法在城里找到工作，还不如农村有地可以耕种。我现在分析，当时自己虽然读了高中，渴望以后考上大学，成为一个城市人，但骨子里仍然很容易退回去做一个农村人，所以土地依赖、小农意识，都不曾在我的骨子里消退过，我只是在寻求它们的替代物。

因此，当我读《单身者舞会》，想到1994-2004年渴望恋爱，我竟然想到了久远的舞会。班级舞会应该没有维持多久，录音机留在我们宿舍，天天放着黑豹乐队的歌。没有舞会，周末对我而言，要么去学人书店，要么困在宿舍，直到二年级时老闻拉我去学吉他。

《单身者舞会》研究的是二十世纪前五十年法国一处乡村的单身村民，里面有很多有趣的调查，比如农村女性渐趋进城及与城里人结婚，而农民男子这种观念转变相对滞后，而且简直没法融入到新的转变之中。那时，只有通过舞会才能接触、追求女孩，但在新的舞蹈中，年纪越来越大的男子感到无所适从和尴尬，最终只能单身一生：

身处这种境地的农民理所当然地对别人关于自己所形成的形象进行内化，即使这只不过是一种简单的刻板印象。农民会把自己的身体感知为带着社会印记的身体，感知为身处田野的身体，带着与农村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态度和活动的痕迹。在这种情况下，他因自己的身体感到尴尬，他在自己的身体中感到尴尬。（p93）

这种尴尬也是我的感觉。

不过，我当时将自己学不会跳舞，归因身体协调上，归于运动能力差，现在看来，潜意识里应该是我的农民意识——我与城市格格不入。

大学同学私底下谈论女生，都是带着一种人文情怀，可惜她们大部分要么与纨绔子弟成双入对，要么与体院学生成双入对。吉林体院、师大体育系是我们“有情怀的中文系男生的情敌”。工大男生倒在其次，他们可能不比我们强多少，不过是以后懂技术、有手艺。

但我现在更加坚信，工大的技术男生意味着以后的稳定职员，体院男生意味着健康的身体，这些都是现代社会的基本要求，我们文学与游手好闲、找不到工作差不多对等起来。八十年代是诗的年代、文学的年代，但九十年代后期，这些都衰落了，我们生不逢时，我们得退回去耕地。

2004年秋季，作为追求M的一个重要节目，我们去人艺看话剧《恋爱的犀牛》，其实当时心思不在剧作上，看得一塌糊涂。六年之后，我给学生讲戏剧，在网上找到了1999年版的《恋爱的犀牛》和2003年版的《恋爱的犀牛》，当时比较之后，真是感慨万千。1999年版，明明的白裙子是90年代的标志，她是办公室文员，她的身上散发着复印机的味道，马路迷恋这些——这些在2003年版弱化了，明明变成了红裙子少女。1999年的复印机，在马路意味着新的可能性，是跨世纪的幻象。

我们这代从农村走出来的人，或许都带有一些城市幻象，我想起刚上高中时迷恋的一个女孩就是城里的，在我看来她代表城里的涵养与美。但怎样才能成为“城里人”？凤凰男这个词语涵盖的就是我们这样从村里走出的一部分人。我想，所幸是，我没有成为凤凰男。为什么呢？由于我一直打算回去种地吗？

文学与学术，自耕农的抉择

我想起，在高中迷恋那个女孩时，我就写诗，写了一本又一本。在高中时，班主任课堂上提问我，不叫我的名字，直接说“诗人你说说”。问题就在这儿，商品经济、资本市场已经吞噬了诗歌与农村，我还浑然不知，我怎么能博得女孩的欢喜？

上大学后，追求女生失败的原因，也可以归咎于此，我与农民没有差别。农民除了谈论播种与收成，就没有话了；我除了谈论文学，也丧失了日常话语，这等于完全没有办法与女生交流。我在大学时，一度想过自由撰稿人的生活，那意味着朝不保夕。如果说，对于工人来说，不堪回首的是90年代；那么到了世纪初，农民与文学从业者开始进入冬季。农民要离开土地，诗人要流离失所。

自我改造。大学二年级，我开始主动练习长跑。一开始我早起去体育场跑，后来改造塑胶运动场，体育场封闭，我就去动植物园跑。每天在动植物园跑一圈。随后两年，我的千米测试能及格了。但短跑仍然不达标。我还去学吉他，希望增加自己的表现机会。2003年元旦，我在研究生院就得到了登台表演的机会。后来我还代表学校去外校演，虽然因为音响问题，演得不成功。

当然，最重要的是趣味与品位的养成。大学那会儿，我最先把胡吗个、新裤子的歌带回宿舍。我每天喝咖啡，别人为了提神喝咖啡，我只想成为习惯。我早餐只吃面包，不吃包子。当然，这些做法当时看不出怎么刻意，现在却经不起人类学研究，看得出我怎样迫切地想成为一个城市人，成为一个可以找到女朋友的人。

考研究生对我而言，就是找回土地，开垦土地。从事学术工作、教学工作，差不多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生活。尤其在我的骨子里，有着很深的小农意识。比如，我不愿意多生产学术作品，也不愿意多教课，而且总认为自己种出的粮食更好吃。像农民在集体化时代接受工分，我也接受了现在的学术评价体系；像农民在农业现代化时代接受拖拉机和化肥，我也去读博士、出国访学。总是希望自己的土地上能够春耕秋收。

2004年，我找到自己的土地了，我也追求到了M。我们从极寒的北方去南方，白手起家，开垦土地，种植庄稼。好像我已经忘了那尴尬的单身舞会，但一经提起，我又感到无所适从。因为，我没有回到真实的土地，学术，只是土地的替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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