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北京知青的夏县记忆

徐铁猊先生在山西夏县插队的《记忆的碎片》是一部珍贵的个人记忆文献，其珍贵之处在于作者在真实诚恳详实记录了当年知青生活之余，还进行了较为客观深刻独立的思考。

作出这样的判断是有根据的。

首先，文章的真实性在于不为己讳亦不为尊者讳，比如对自己当年求知若渴的数次盗书行为毫不隐瞒且有图有真相，对当年经历的诸多村人村事亦忠实记录，赤子其心赤诚之情可鉴。文章关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山西夏县生活记忆，对于当代历史和农村研究同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借鉴作用，对于缺乏可靠文字记录的普通农村生活史这同样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在回顾记忆碎片的同时，还进行了客观深刻且有独到见解的反思，这与作者的知青经历和后来所从事的工作有关，也与作者深情回望当年夏且生活和深刻反思一代人经历的历史有关。

我与徐铁猊老师的共同之处是，都不是夏县人但都有在夏县生活的经历。算来，我第一次到夏县的时间与徐铁猊相同也是高二那一年，大学毕业之后又有在驻夏县某军校的两年多工作时间，相同年纪和地域、不同时代和经历的夏县印记，给予我们共同的地域情节又极为殊异感受。每个人都有回忆，从回忆中寻觅和回望的东西并不相同，有的人止于回忆，有的人的回忆承担了一代人的记忆和一个时代的记忆。

笔者，在阅读之后，与作者徐铁猊及徐老师学生王龙先生进行了沟通，得到其授权不加删减原文转载《记忆的碎片——下乡山西夏县堡尔村的往事》，并对部分内容以加“编者注”的形式一并推出。

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晋西南农村史记，一部回荡着青春印迹的沉思录。

徐老师的记忆碎片，既是个人记忆亦是时代记忆，既是碎片亦是遗珠。

（全文加编者注约四万三千多字，请合理安排时间阅读，注意休息）

——编者

记忆的碎片
——下乡山西夏县堡尔村的往事

徐铁猊

本文为北京知青徐铁猊在山西夏县插队回忆

1．初到堡尔

《史记·封禅书》：“自华以西，名山七，一曰薄山。薄山者，襄山也，亦中条之异名。”

《大清一统志》：“西有华岳，东接太行，此山居中，且狭而长，故名中条。”

1968年12月20日，我们从北京站出发，坐火车直达夏县水头站，一车全是北京知青。不少当地人在站台上迎接，好像全都是男人，几乎每个男人都围着一条女用的方头巾，棕色或蓝色，而棉衣棉裤则一律黑色。那些人面无表情，木呆呆地望着我们，我们也同样木呆呆地望着他们。月台上有鼓号队在不紧不慢敲着鼓。我小时候曾经参加过鼓号队，他们的鼓点跟我学过的有些不同，听上去很难受。世界上的事很奇特，有时只差一点儿就有了天壤之别。

真是些奇怪的人，真是个奇怪的地方。

更奇怪的是，一列车两千多人好像没人问一句，这凭什么？

那天阴天，还有风。不知是怎么分配的，我们十几个人便坐大卡车到了庙前公社堡尔村，大家浑身是土，茫然不知今后将会怎样。一起来的同村同学虽绝大部分同校，但与我同班的只有方方一个。其他同班同学都不知分到了哪里。

图片2014年8月，当年一起下乡到庙前公社的同学们北京聚会合影。左起：一兵（杨村）、惠君（通峪）、方方（堡尔）、培志（桑村）
刚到村里时，当地话一句不懂。一个月后，突然都懂了。奇怪，很多同学都是一个月。

赵天吉支书的话还是能懂的。欢迎会上说：“我们对你们知识青年是不感冒地。”我知道“不感冒”是什么意思，但这不是我记住这句话的理由，而是“知识青年”的读音，完全就是“吃屎青年”。

刚去没几天，全公社的知青在公社大楼开全体会听忆苦思甜报告，请来几位老农讲过去受过的苦。会场是二楼的一间大房子，有室内篮球场那么大，没有座椅，大家就靠墙坐在地上，围了一大圈。分到各村的知青忙着与老同学互相盘问各自的去处，基本没人听报告。主要是因为好不容易聚在一起机会实在难得，更主要的是报告根本听不懂。只记得报告人最后都要高呼口号“打倒卫、王、王！”我们都听成“打倒泪汪汪”了。原来“卫、王、王”是指被打倒的山西省领导，卫恒、王谦、王大任，他们被“3.13”造反派打倒了。

报告很长，听得有些不耐烦，有人就用当地话喊“晌午了！”，“饭时了！”，“肚饥呀！”，引得大家都笑。

堡尔村东边就是大山了，山上有个村叫通峪，有几位同学在那里插队，慧敏、惠懿、淑媛、代松等。我没去过那里，但他们下山到公社来都要经过堡尔村。我想他们那里一定很艰苦，至少交通上就非常不便，那里的马车要是下山便要一路刹车，村里就会响彻嗞嘎嗞嘎的刹车声。马车的刹车是用一根碗口粗的原木，与轮毂摩擦，是蹭着下来的。运东西更多时候是用毛驴，遇到雨雪天，上山的人会拽住驴尾巴走。

看夏县地图，东面三分之二的地方是山，西面三分之一是平地，边界笔直像刀切一样，堡尔村就在这边沿的坡上。村里的土地是厚厚的黄土层，非常适宜耕种，我们的祖先就是在这片土地上繁衍起来的。堡尔紧邻的史家村是国务院认定的仰韶文化保护地，据说堡尔村也在此范围之内。听说原来只有史家村，后来日本人修了碉堡，碉堡的周边就叫堡尔了。仰韶文化是彩陶文化，我在地里刨了几年，连半个彩陶片也没刨着。

夏县的山地与平原切线是从西北偏北直到东南偏南，因此很多道路和房屋建筑都有些斜，当地有人就把夏县叫斜（xiá）县。堡尔村就在分界线偏东的坡上，东边是中条山，因为有高山挡着，太阳升起晚，人们起床也要晚些，以致有人说我们村人懒。

村里的水都是井水，喝的水用的水浇地的水都是井水。每个队都有井，一队的地势高，那边的井大约有七、八丈深，我们七队地势低，也就两丈深。井水很好喝，我渴厉害了经常直接就喝。井口一般比较阔，掉进脏东西难免。史家村有个水井就好，它不光井口小，井上还盖了个遮风避雨的小亭子。想起北京原来也是吃井水的，地名里就有甜水井、王府井、三眼井等等。上次为了讲课，我去三眼井胡同看了看，原来三眼井并非有三口井，而是一口井上有三个小的井眼。据说是为了防止有人跳井。忽然想起北京医院的高层窗户都是打不开的，堵上你一了百了的通道！

七队在柳沟沿有地，那边有不少小泉水，每个泉眼也就脸盆大的一小摊水，底下有两三个小眼往出冒水，水流很小，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只是有些小小沙粒轻轻翻滚。在那边干活时，我们经常像头牯一样趴在地上饮水，水很甜。

全村共有知青15名，其中多数同学我可能从未说过话，比如SRM、乐平、QXS、怡姿、怡倩、于岩等。

1969年初的冬天下了一场大雪，雪厚将近两尺。遍野皆白的场景从来没见过，太壮美了。我和村里刚熟识的小朋友约好一起去打野兔，于是一大早就带上他们各家的狗往村西去了。天放晴了，太阳出来照在雪上非常刺眼，我正好有一副电焊工的墨镜派上了用场。由于雪太深，走起来很吃力，但大家非常兴奋，那六、七条狗也都欢腾跳跃。很快我们就在雪地上发现了野兔的脚印，便呼叫狗顺着脚印去追。兔子的脚印呈品字形，前边一个长形，应该是两只前脚前后叠在一起的留下的，后面两个左右分开，还稍有些错位。我大致估算了一下，兔子每次跳跃都有一丈左右。狗也是跳跃的，但它们每一跳也就七、八尺。狗在前面追，我们在后面跟着，嘴里大声喊着“咬！咬！”咬在当地话读“鸟”，结果是雪地上“鸟”声一片。终于远远地看到一只兔子影子，我们人和狗都亢奋了，玩儿命向前追去。兔子翻过一个小坡不见了，脚印也没了，坡底下隐隐约约看到一个洞，想必这就是兔子窝了。我们用带来的棍子往洞里捅，捅了半天什么也没捅出来，估计兔子早从另一个洞口跑了。

这场狩猎虽未“猎得平原兔”（王昌龄诗句），但实在是一次难得的体验，我这辈子也就这一次。当累垮的我们往回走时，远远望见大雪覆盖着的堡尔村，白色的炊烟悬浮在半空，仙境一般。家家开始做早饭了。

一起去的有一条叫母狼的野狗，它跑得最快，听说平时打架也是它最厉害，我喜欢上它，有时见了它会给它些吃的。

刚到村里时，方方和核心养了一只狗，取名大脑壳。大脑壳很小，但要吃要喝，养着也挺费事。它每天饿的嗷嗷叫，可我们口粮有限，又是集体灶，实在没有太多东西喂它，于是稍大一点儿它便出走了，成了一只流浪狗。它主要在五里外的庙前，那里有个肉铺，它和别的野狗抢着吃点儿剔下来的骨头。一次它离剔骨的师傅太近，师傅随手用刀砍它，在脖子上砍了一个半尺多长的口子，肉都翻开了。大脑壳没死，还是在那里等着吃骨头。它有一、两次跑回村，伤口就那么咧着，听说还长了蛆。过段时间看不见了，肯定是死了。这是我见过的最可怜的一条狗。

公社有个邮电所，我进去看了看，见到要递送的报纸里有《参考消息》。我就问邮电所的工作人员，这个可以订么？我知道在北京《参考消息》是不能随便订的，要有一定级别才行，我也就是多个嘴。工作人员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是北京知青。问我在哪个村，我说坡上的堡尔村。没想到他问我要订多长时间。我心中狂喜，嘴上好像说了一个月。于是我就有《参考消息》看了。虽然只是三五天才送来一次，那也是天大的美事。

村里邮政是隔几天有邮递员到大队部，报纸、信件、包裹、汇款单都放在那里。如果谁要往外寄信也是贴好邮票，邮递员一并取走送到公社邮电所。一次我寄信，拿着信封、邮票到大队部去找浆糊，准备贴好交给正等在那里的邮递员。大队部没有浆糊，书记彦英把信拿过去，用指甲从牙上抠了些牙垢，就把信封、邮票粘好了。

刚到村里时，几乎每晚都会有老乡到我们住的屋里坐，语言不通，只是握着手对你笑。后来渐渐没人来了。原来老乡开始以为这些知青是工作组，来蹲点儿整人的，有些不尴不尬的人怕被整就先行疏通，后来听说我们什么也不是，就“算毬”了。

我所在的七队，队长叫老八，人憨厚，不识字。一次公社开会回来给社员传达两项内容，一是中央发生了“二月逆流”，二是要搞“合作医疗”。老八说了半天也没说清，最后问大家：哪位参加“二月逆流”，报名。众愕然。用当地方言去讲“二月逆流”与“合作医疗”，确实有些纠缠不清。还有一次讲苏修头目勃列日涅夫，当地人理解为“破裂又捏住”，语音极其相似。

我们那边农村，家家都装了一个有线喇叭，每早六点播放新闻。老乡们拿开播曲《东方红》当闹钟用。树臣与我邻村，他讲那次召开“九大”的新闻是夜里十二点播的，一老农听到《东方红》就下地干活。过了半天儿，老农有些纳闷，都往菜地里挑了六担粪了，天怎么还没亮？

插队第二年的春天，老六的老伴死了，这是一件白事。七队的男人差不多都去了，也叫上我，表示对我的接纳吧。大家一起在老六家院子里吃了席，无外乎是两样面馍，红薯米汤，豆腐、青菜、粉条、辣子之类。吃完饭青壮年一起抬棺，往东面山坡上走，路上换了几次人手。坡上已经有人挖好了坑，目测三米长两米宽四米深，东西走向，底部靠东横着还有个东西走向的暗穴。大家用绳子将棺材吊到坑底但并不完全放下，而是东边暗穴里有个人一点点将棺材纵向移进穴里，安放好了，那人再从棺材上边的缝隙爬出来。等人上来了，大家就开始往坑里填土。填到一半时候，老孔冷不丁说了句：“人吃一辈子土，到底让土吃一口。”听到这话，大家似乎一愣，许久没人说话，只有一锹一锹的铲土声。老孔是河南逃难过来的，一个人住在村边的一间小房里。整天乐呵呵，嘴里哼着豫剧小调。他叫孔祥超，是祥字辈的，说跟孔祥熙平辈。

刚到那边可能是水土不服，有一天夜里我鼻子大出血，可怕的是我睡着了自己根本不知道。是一次翻身时觉得枕头黏糊糊的，手电一照，枕头、被头以及脸上全是粘稠的血。赶紧起来用凉水洗脸，好歹把血止住了。但血流的实在太多了，第二天枕头被子洗出好几盆血水来。想起后怕，幸亏我自己醒了，否则失血过多是要出人命的。医疗手册上就是这么说的。

1969年，县城修了一个游泳池。知青乐坏了，十几、二十几里路跑去游泳。票价5分。游泳的全是知青。买票的人中也有当地农民，他们不游泳，只是戴个草帽，一声不吭蹲在池边。当地有传言：5分钱看女学生大腿。

夏县女子讲究不露肉，手臂、脚踝都不外露。他们看到女知青穿裙子稀罕，戏称其为“沟打伞”。当地人管屁股叫“沟”，故称。

一次去庙前赶集，我、树臣、宝琛三人在集上逛。树臣看到一位老农胡乱戴着个口罩，口罩脏的全成黑的了。树臣乐得不行，说，他戴口罩干嘛，嫌空气干净么？

夏县是全国绿化县，树的确非常多。柳沟埝边是柳树，道边是杨树，山头散乱的是柿子树，果园里还有不少杏树和梨树。杨树有三种，大叶杨、小叶杨和加拿大杨。老乡都说，加拿大杨是白求恩送的。杨树成不了什么材，但它长得非常快，树枝树叶还是非常好的柴火。那里都烧柴锅，柴火需求量很大，主要是玉米秸、麦秸，再有就是杨树枝了。杨树枝并不需要晾干，从树上砍下来直接烧就可以，烧时它叶子里还会冒出些油来并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老乡家里都有一根长杆，顶上有一把向上的弯刀，使劲一怼树枝就下来了，这个他们叫铦（kuō）。道边杨树树冠都很高，就是因为下面的枝条都被铦掉了。

1969年春天是夏县掌权一派的庆典，他们要各村各大队都要扎花车搞游行汇演。村里着实忙活起来，挑了一辆最好的大车，上面搭上车棚，全车满用花布缠绕，四角扎彩球，车棚中坐着几位浓妆艳抹的小媳妇。拉车的骡子一共五匹，毛色油光闪亮，我们队的老骟驾辕，车把式响鞭开道，煞是威风。全县各大队都下足了功夫，争奇斗艳各显其能。什么庆典，就是民间社戏。春节样板戏也如是，百姓总要、也总会找到自己的欢娱，管你谁革命、谁掌权。

扎花车的花布都是各家的。村里各家都自己织布，布幅宽两尺多一点，长度大约六、七十尺，全是条纹花布。逊白说，她的花床单也贡献出来了。

我在帮忙布置花车时，跟当地人学会了扎彩球，但现在早忘了。扎花车时还有人提议，想让逊白坐在车里“拉胡胡”也就是拉提琴，最后还是坐几个小媳妇来的顺手。倒是游行队伍中也有知青，山上杨家川打头的是黄元，他穿一双半高筒胶靴，拉着一只小号的手风琴，别具一格。

很快另一派就又夺权了，那几个风头人物下狱的下狱下台的下台。就连原来到北京接知青的老裴——裴先顺也被捕了。堡尔村原来的赵天吉书记也下台了，换了郑彦英。换谁对我们都没什么影响，倒是郑书记会给我理发，很感激他。

我们村里有个戏台，就在大队部院里。1969年春节，村里的业余剧团排演了好几出样板戏，好像有《沙家浜》《红灯记》《红色娘子军》等等，但不是京剧，更没有芭蕾，都是当地的蒲剧。演员、伴奏都是村里的社员，还挺像模像样。道具布景因陋就简，我还帮着画了几丛芦苇荡。灯光就是很亮的一盏汽灯。女主角演员叫蒲宪，唱的非常好，据说县里都有名，听得社员们如醉如痴。当然在细节上改动很多，还加了不少插科打诨。记得史家村演的是《智取威虎山》，里面的八大金刚张口闭口“毬嘞、巴嘞”用当地话骂。他们真敢干，一个一千人口的村，八个样板戏都能演似的。还有一种戏叫眉户，用当地话说就是“迷糊”，他们听得也是摇头晃脑、迷迷糊糊的。

2．读书秘事

县城有个新华书店，里面没什么可看的书。我无意中看到书架后面有一套落满灰尘的线装书，开本还挺大。当时店里没人，好像连售货员也没在。于是我脱下外衣裹住书，抱在怀里跑了出来。回来一看，原来是翁同龢的《翁松禅手札》。这书现在我还留着。孔乙己说：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

一次县城里看一个展览，展品是外国文字的《毛主席语录》。展厅里没人，我便拿了一本英文的，学俄语的一鸣拿了一本俄文的。我好像还拿了法文的想送给存诚，没机会送，后来就都找不到了。呵呵，能算偷么？

有一年“三夏”，我被叫去大队部办《三夏战报》，自己一个人写新闻、画漫画、刻蜡版、印刷。一次有些清闲，我偷偷爬上阁楼，在一堆杂物中找到一本书拿下来了。这本书是线装的《加批王凤洲袁了凡先生纲鉴合纂》卷二十五——二十七，锦章图书局印行，书上有朱笔圈点，封面钤“杨天定图”章。我们村有四大姓，杨姓是其中之一。看到此书，可以想象到早年间的耕读人家，有地种，有书读，有可以经过努力而得到的前程。此书于今仍在。我是惯犯。

图片《加批王凤洲袁了凡先生纲鉴合纂》

一次，自己一人在县城里闲转，一条陋巷中有一座很小的院门，门边墙垛上挂着一条竖牌，上书“山西省夏县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大致）。县里也有政协？门是开着的，我决定进去看看究竟。院子很小，正面有三间房，门也开着，走进屋，一位老人正在靠东那间屋里的炕上坐着。他见到我，笑了笑，示意让我坐下。老者黑色裤褂，一副老农模样。交谈中得知，这里是夏县政协的办公地点，他是县政协副主席，原是某学校的小学教员，已退休。一般情况下这里只有他一人值守。老人举止得体谈吐文雅，这又与老农不一样了。

中国的各级政权机构就像俄罗斯套娃，从大到小层层配套。

薛庄张姓女生给家里写信，说运城是晋南地区的交通纽约云云。“纽约”者“枢纽”之误也。后来该女生被选拔进了大学，成了清华大学学生。

存诚看了上面这段，给我讲了他们临猗县知青大灰狼的故事。l973年一度恢复考试，大灰狼考毕，出门便说，哥儿们错惨了，十道题只会做一道，就是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等于四分之一那一道。别人告诉他，这一道也不对，大灰狼当即大哭。谁知张铁生一折腾，分数沒用了，全公社只有两个知青上了大学，就有大灰狼一个。他得意地对其他知青说，哥们算是刑滿释放了，你们他妈还无期呢！

我问存诚记得是哪所大学吗？存诚说北医。我说那好，如果他说要给你切掉二分之一的胃，你别害怕，他只切四分之一。

1971年夏天，我在县城看到通知，露天影院当晚放映《中国乒乓球队访问四国》，我回来跟大家一说，五、六个人就一起去了。村里离县城十里，有一段还是山路。影院就是个有围墙的空场，里面摆放着木板搭起来的条凳。电影看的很开心，多年没有电影可看，这次又是有外国风光的。回村时已经很晚，大家都很兴奋，逊白当时就学会了片子里的插曲，大家走着山路，踏歌而还。

村里墙上要写大字标语，大队将这工作交给我做，用红漆写，最大的一米五见方。后来还要到山上搞更大的，要让几里地以外的山下都能看见。我拿着镐头，有人扛着梯子，到了一队梯田，找了一面高高的山体立面，我心里大致设计好，就爬上梯子用镐头刨了起来。用了半天时间，刨好了“农业学大寨”五个字，每个字三米见方，刨好后再在笔道里面拍上白灰，相信几里地外应该看得见。后来我真到山下去看，字还是有些小。我刨标语的时候是冬天，让我难忘是刨开了一个大蚂蚁窝，乌黑乌黑的蚂蚁，每个都有接近两厘米大，它们抱在一起团成个球，并不散开，只有腿在慢慢动。看得我胃里直犯恶心……后来我才知道，我这叫密集恐惧症。

我下乡的时候带了一只接近一米见方的木箱，里面一半儿装的是书，大约二百多本。箱子很沉，村里几个小伙抬着才进了我们的安置点儿。这些书有文学作品，还有历史、诗词、词典以及其他一些图书。书陆续被人借走不还，最终一本不剩。

听说被抬着进村的还有一架钢琴，不是我们村，是山上的杨家川，好像是黄元的琴。据听说他们给当地老乡弹琴唱歌，其中有一首《乡下姑娘》，曲调用的是王洛宾的《达坂城的姑娘》，词改成这样：

乡下姑娘甜又美啊，

脸蛋儿圆又圆啊，

她的两只眼睛滴溜溜地转啊，

有个少年给爱上。

少年住在东村，心里也有她啊，

就是不敢把话讲。

两下默默无言，

乡下姑娘着急，

心里头闷得发慌。

乡下姑娘想又想啊，

想出了好主张啊。

她喜气洋洋，闷吃吃地乐啊，

扛着锄头来田旁。

姑娘来到田旁，说田里有毒蛇，

（就）晕倒在田麦旁。

少年连忙上前，将她抱起,

从此就配成了双，

从此就配成了双。

这大概是中国最好的诙谐歌曲了。不知何人填词，如此之妙。

黄元的父亲是驻苏参赞，他家就在东城某胡同中的外交部宿舍。一次我路过那里，听到楼上有弹琴声，我便上去敲门，果然是他。我跟他不熟，只是在县里见过几面，话都没说过。我在他那里听他弹一会儿琴，曲子是殷承宗的《黄河》。又聊了几句天儿，还借了一本内部出版的灰皮书小册子便告辞了。十足冒昧。

3．同学旧友

在庙前我有两个朋友，一个是史家村的树臣，一个是薛庄的宝琛，有人说我们是庙前三友。这原来也算是个传统，我在初中也是三友，我，郭方，存诚。郭方现在是中国社科院英国史的权威专家，存诚也是知名学者。2014年我做了一件非常有意思又非常有意义的事：我在朝阳文化讲堂想办法安排了连续三场讲座，11月16日，我讲《对联杂说》，11月23日，郭方讲《说说英国那些事》，11月30日，存诚讲《余音未了话南明》。三张海报并列在讲堂门口，我得意之极。原想再安排我们庙前三友也搞一次，未成。

存诚在讲堂讲过四、五十讲，很受听众欢迎。记得有一次课间休息，听众提出希望讲讲正热门的时政，内容是关于东欧某个国家。存诚没有任何准备，下半堂课讲了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民族和文化背景，不是泛泛讲，而是了讲一系列精确数据。他的渊博与博学强记令人佩服。

上埝底村有一老者，一副饱经沧桑模样。一次逊白在树林中拉提琴，老者过来搭话，说自己也曾拉过琴，并请一试。果不妄言，不过已显生疏。

老者名叫王介山，是北大毕业生，在校时曾加入过校乐队，司中提琴。他学的专业比较冷，梵文，毕业后进入公安情报系统。他后来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回乡务农，家就在上埝底，老母还在。我曾几次与他交谈，聊印度，聊梵文，聊达罗毗荼人，聊犍陀罗文化……与这个典型老农模样的老者聊这些，每每恍惚不知所以。呜呼，对人的摧残竟可以达到如此地步！

王介山在北京有家，就在西单手帕胡同，我去过，一间小屋。妻子早已离他而去，好像有个女儿。他给我看过他的小说手稿，清秀的字工工整整抄写在乡村小学生的作文本上。

王介山后来平反了，被安排在夏县中学担任英语教师。他跟我说起他的一个叫申克功的学生是数学天才，可以对任何一个数开方，不只是开平方，而是三次、四次……直到七次方，并且不用演算，只用眼盯着这个数就行。他还教了班上同学，有同学已经可以开三次方了。申克功就是大吕公社师村一位生产队长的孩子。没上学时，一次他爸爸带他去城里买农具，他在一旁玩。他爸买的东西很多，交钱时，申克功说了句钱数不对。后来大家又重算，果然申克功说的数是对的。

申克功表演心算

（编者注：申克功，男，1968年9月生，山西夏县裴介镇师村人。自幼展现出超强心算能力，12岁时被山西省政府特授予“山西心算特级选手”称号，后在全国范围内表演速算心算惊艳世人，誉为“神童”“活电脑”“超常儿童”“世界上心算最快的人”，受到华罗庚等科学家关注。教育部要求山西省予以关心和重点培养，山西省教育厅年拨款资助其在山西运城康杰中学深造，1984年16岁时被复旦大学数学计算数算专业录取，1985年17岁即发表《略谈高次方的速算》《数学速算的最优化方法》等文，复旦大学毕业分配至中国农业很行总行工作。编者与申克功中学校友，八十年代末上中学时，申是传奇人物。）

王介山说申克功英语基础差，但记忆力极强，讲过的都记得住。那时有一位叫史丰收的速算专家，他们比过，申克功赢了。据说有关方面不想让申克功走表演路线，就把他调到太原，由几名大学教授从各个方面培养他。1995年左右，我在北京一家影视公司兼职，公司想拍《中华之最》这个题材的系列专题片，我把申克功的题目报了上去，并给夏县中学写信询问申克功的下落。夏中老师告诉我说申克功现在中国农业银行计算中心。我随即给农行计算中心打电话，接电话的是申克功的一位同事，我说了我的想法，他说实在不巧，申克功回老家了。我又问了问申克功的情况，他只举例说他们中心不需要电话簿，全国各个基层单位的电话都在申克功脑子里……可惜影视公司这边的拍摄项目撤销了，与申克功断了联系，也不知他后来如何。

4．出事与成份

多少年，出身和成分就是一些人心头一块病。但谁也没告诉你什么叫出身什么叫成分以及填表时这一栏怎么写。早年间的人更不懂，树臣说当年有人在政治面貌一栏中填写了“麻子”，此人倒是诚实可爱。按照我的理解，应该是父亲的成分就是孩子的出身，而成分大约就是职业的大的类别以及某些组织的成员身份以及各种运动中的定性。但填写起来也会有些具体问题。比如我父亲是机关干部，可他又是右派，我就不知道是填干部呢还是填右派。但你放心，什么时候也不会忘记你的右派父亲的。

记得同学中有出身历史反革命的，感觉恐怖。

胡同邻居Shuping是四十中初三学生，她出身工人，是红五类。她父亲早已去世，母亲身体残疾没工作，只有一个哥哥刚工作，在旅馆做服务员。学校开始插队动员了，她没报名，可能觉得自己应该能获得照顾。忽然一天她从学校跑回家抱着母亲大哭，说工宣队找她谈话，说她父亲是国民党。原来她父亲是民国时期的邮差，那时候的邮政局是全员集体入党的。第二天，Shuping回到学校就报名插队了，插队地点就在运城，离堡尔村不远。我和铁珠骑车去看过她，她也到堡尔村来过。

文革中，某人言：我不是红五类但我红五类观点！

夏县插队的某某平日寡语。在校时，一日班里开会，此人慷慨疾言，其略云：都说老子有自来红思想，说老子进了什么红色保险箱，老子红了怎么了？老子今天还他妈就红了，红到底了！

掌声雷动。

文革中的辩论会，谁若发言，会有人高喊“报出身！报出身！”，如果回答是红五类，同样掌声雷动。

村里某同学某日在大队部翻看书记笔记本，看到了全村知青的出身。一言以蔽之，没什么好的。

5．队中骡牛

我们七队有三头大牲畜，其中一匹骟骡，身材高大，毛色棕黑油亮，性情温顺，大家叫它“老骟”，它驾辕。还有一匹母骡，毛色棕黄，蹄子有毛病，后两蹄的铁掌都往前探出一段略弯的铁条，这样才好走路。它叫“踢踢”，脾气不好，是拉边套的。还有一匹小个子花青马，也是拉边套的。有一年夏收，它们一趟趟从地里往场院拉麦捆。后来可能实在太累了，路过牲口圈大门前，它们忽然猛地斜着拐了进去，大车把放在墙边的一排防火用的盛水大缸全撞碎了。赶车人没有责打它们，社员们也都不怪它们。

“踢踢”后来真的闯了大祸，它把饲养员天才踢死了。

我们队有一头母驴，它生了一头小驴。队上想让它再生匹骡子，于是就派我牵着它到公社配种站配种。骡子是马和驴的杂交后代，公驴母马生出的是我们通常见到的骡子，而公马母驴生出来的则为驴骡。驴骡体型较小相貌丑陋，但也算是大牲畜了。我到了配种站，人家说过了晌午来取吧，我就去了两里之外的薛庄宝琛那里。过了晌午我把驴领回来，过了桥之后我就骑了上去。开始还好，走了一半路，驴突然狂奔起来，我想下都下不来了。过一个小坡时我趁机跳下，结果一把没抓住，驴自己跑了。我怕它跑丢了，就玩儿命追，但根本追不上，一会儿就看不见了。等我跑回牲口圈，它正在那里给自己的小驴喂奶呢。

后来才知道，七队的妇女们正在那边地里干活，她们看见我在追驴，都乐弯了腰。

配种站里有个大院子，墙边的柱子上拴着两匹种马，一头种驴。我牵着我们队的母驴一进院门，所有的种马种驴全都躁动起来，嘶叫不已，前蹄使劲刨地，眼白都露出来了。《动物画技法》中说，马只有过度兴奋或过度惊恐时才会露眼白。那两匹种马非常漂亮，毛色油光泛着蓝色。种驴亦十分壮硕。据说它们每天还要吃鸡蛋呢。

1972年我和逊白在庙前邮电所门前看见一头拴在那里的小驴，乖乖的一动不动，摸它、揪它耳朵也没事。它的眼睛非常好看，深灰色，温润朦胧，长睫毛，大大的。它脖套圈上用毛笔写着“小灰驴”三个字，看来它就叫小灰驴了。我们俩陪小灰驴呆了好长时间。

我也放过牛。七队有十几头黄牛，大小都有。它们平常干活不多，就是耕地时用它们。放牛就是让他们到柳沟埝那边的河滩上吃草。从村里到柳沟埝要走一段路，路两旁都是玉米地，有几头牛非要到地里走，把玉米杆都踩倒了，打也没用，刚一转脸又进去了，可能是想吃嫩玉米吧。有个老农说它欺负你嘞，看你是新人。牛是蔫儿坏的家伙。

我也用牛犁过地，两头黄牛。让它们往左往右是吆喝“哒哒”、“咧咧”，但它们不怎么听我的，还是欺负新人。

6．生活实录

刚下乡头一年，我们的口粮是有关部门下发的，每人每月44斤原粮，就是没有磨成粉的麦粒、玉米粒。我是个口无遮拦之人，当时我就说，44斤肯定是精确计算出来的一个数，你该吃多少早有人给你算清楚了，同时给你留下一道数学题，44斤原粮等于多少斤磨好的面？

麦粒和玉米粒磨成粉，这一定要有机械或器械去做。幸亏村里有电磨坊，自己先要把麦粒或玉米粒淘洗、晾晒干，然后推到三队那边的磨坊去磨成面。由于时不时会停电，所以经常要排很长时间的队。而一切操作都是自己去做的，粮食颗粒要放到上面的漏斗里，磨出来的碎颗粒会在筛子上筛，筛出来的就是面，没筛过的要重新放回漏斗再磨。比如麦子，先筛出来的叫头茬面，非常白非常好，再筛出来的就要差些，再往后就更差。从筛出来面的颜色就可以看出，明显是越来越黑。一般的是把头茬面先收起来单放，二、三茬再另放，也不能磨得太狠，总要剩下15%左右的麦麸的，我想北京的85粉应该就是这么来的。当然也有人是一箩到底的，那叫通麦，虽然出粉率高，但很不好吃，甚至不如玉米面。头茬面特别好，蒸出馍来雪白雪白，当地人叫“雪白馍”（读作xuēpiēmo）。现在“雪白馍”已经成为当地的特产，宝军给过我一箱，超好。

当然也有人会用驴拉磨磨面。驴眼睛上带着眼罩（暗眼），拉着磨杆一圈圈绕。磨面的磨是碌碡，磨豆浆是磨盘，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拉磨的牲口当然很累，但看管人同样累，他也要一圈圈地跟着转，用小扫帚把粮食拢起来。有个奇怪的事，拉磨为什么是逆时针？有什么说法吗？就连我家里磨咖啡的小磨也是逆时针。

图片图片：驴拉磨盘和驴拉碌碡磨面

实际上用碌碡磨面很少见，见得多的是磨辣椒面。那边吃辣子也很多，应该是因为没什么菜的缘故，辣子是很好的下饭菜。当地种的小辣椒很辣，我曾经发明一种吃法，用青的小辣椒咬掉尖，用它在大盐罐子里插，会在辣椒肚里插进一两颗大盐粒，放进嘴里一嚼又咸又辣又脆，就着馍吃很香。

社员们吃的油都是队里分的，只有一种棉籽油。棉籽油在油坊里榨，油的颜色很深，不是很透明，吃起来还不错。我曾经路过油坊没进去，榨油的味道有点怪。棉花真好，除了棉花本身，棉杆是好柴禾，棉籽可以榨油。不过近些年听说棉籽油可以引起不孕不育，倒是没这方面的感觉。

晋南那边是棉麦产区，出产麦子和棉花。所以农民可以吃上白面，家里都自己纺线织布，也有的穿。下乡知青不然，很多衣服都是带补丁的。乡亲们都可怜我们，说学生娃“稀惑”（恓惶？）。那边人是不穿补丁衣服的。

听当地人讲，土改时期有个晋南人跑到雁北，在那边总说自己在家天天吃白面馍。当地人觉得他肯定是个漏网地主，就把他押解回晋南。到晋南一看，原来家家都吃白面馍！我们也有不少在雁北插队的同学，那里好像每人一年才二斤白面。

五八年大跃进，村里也曾想放个高产卫星。搞了一块试验田，每亩地里投了800斤麦种，结果收下来，每亩才打400斤。

村里男人都抽烟，老年人抽旱烟，年轻人卷烟叶。我们队有个二十多岁小伙子，他对我说，这几年他已经把上小学的课本作业本都卷了抽了。

抽烟点火是不一样的。抽纸烟的用火柴，一律都是平遥产的火柴。抽烟袋的则用火镰，一个半圆形的厚铁片，一个小皮袋与铁片连在一起，皮袋子里装火绒。每次使用是将一小撮火绒与火石叠在一起，用铁片敲击火石，火石被击出的火花引燃火绒，火绒就可以放在填满烟叶的烟锅上，用嘴一抽烟就点着了。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而其他人则可以用烟锅上下一对把火接上，于是抽烟袋往往都会大家凑在一起抽。

每年春节都是娶亲的日子，闹洞房是非常热闹的一件事。洞房讲究三天无大小，全村人无论岁数大小、辈分大小都可以去闹。有几次村里人也把我拉去了。他们闹得的确很过分，比如要求新郎把一条红绳从新娘一个裤脚穿进去，穿过裤裆，再从另一只裤脚穿出来，等等诸如此类。有人说闹洞房就是中国的性教育，应该是。

村里人最爱以狗取名，有狗娃、狗生、狗欢、狗旺、狗乱、狗群、狗蛋、狗剩、狗存、狗换……仿佛是用狗组词的一个总汇。这不是图腾崇拜，是取个贱名保保平安。好像日本也有叫犬养的，是不是也这个意思？

村里有一些傻子，当地人叫他们“憨憨”，好像哪个小队都有。听说都是小时候发高烧，吃牛黄退烧，烧退了人也傻了。不知道是发烧烧傻了还是吃牛黄吃傻了，或是两者的共同作用结果？村里还有些半傻，叫半杆。听说大山里有的村一半人是憨憨，近亲

婚配的结果吧。牛黄是牛的胆结石。中国人什么都敢吃，不苦的是食物，苦的是药物。

三队有个憨憨叫引吉，满口牙露着合不上嘴，他不会说话，但他能含混着骂娘，唯一会说的就是这个。

村里实行娃娃亲。村里有小学，同学之间谁是谁媳妇一点都不新鲜。我们感觉奇怪，他们习以为常。

村里最多的果树是柿子，一到秋天，满树的柿子非常好看。夏县的柿子与北京的完全不一样，个小皮薄，好吃。堡尔村有些柿子与夏县其他地方的柿子又不一样，小小的柿子里竟有八个又硬又大的核。当然吃起来味道一样。社员分柿子是按树分的。有一年我和我妹妹铁珠分了一棵很大的树，大家帮我们收回来，堆在院里像一座小山。柿子硬的时候是涩的根本不能吃，需要漤熟，就是用大锅烧一锅温水，把柿子泡进去，灶里烧上些麦秸，要沤着，不能出明火，否则柿子就煮熟了。整个过程要用一宿时间。

大部分柿子是要做类似柿饼一样的东西，当地人叫“柿疙瘩”。做法是把柿子转圈削皮，不是削水果那样全削，是螺旋状削一条留一条，削好之后勾在柳树枝上，再把柳树枝挂在屋檐下晾着。勾柳枝挺有意思，用柿柄的小弯儿在柳枝上一绕就行了。一条柳丝可以绕上五、六个柿子，一丛柳枝挂四、五十个一点问题没有。“柿疙瘩”晾好了还要放在三斗瓮里闷，直到表面出了白霜才可以吃。说实在的，比北京的柿饼好吃多了。我和铁珠用面口袋装上带回北京给妈妈和弟弟妹妹吃。

当地人把“柿疙瘩”里塞上炸药炸狐狸。我没见到被炸的狐狸，倒是见过被炸的狗。狗的脸被炸得小脸盆那么大，躲在角落里。人要过去它就会发出呜呜的低吼，很快也就死了。还听说有人在路上随手用镰刀敲打“柿疙瘩”也被炸。蔚春就把“柿疙瘩”叫做狗炸丸。

队里不少人都有自行车，大多是水管子焊的那种，很结实，但没闸，用鞋底跐前轱辘当闸。还有就是加重车，有闸，还好些。七队焕顺有辆车我常借来用，他说他的车是三年灾祸时期买的，一千六。后来我问了别人，说那时就是这价。

我们到村里第一年，赶上村里来了一个崩爆米花的，知青们都去崩，没东西装，不知谁想出来放枕套里，结果屋里一枕套一枕套全是爆米花。

走街串巷最多的是换豆腐的，玉米、麦子、小米、豆子、麸子都能换。豆腐很好吃，当时当地是很难得的佳肴了。我曾想过，农村一年也吃不上什么肉，他们的蛋白质从哪里来？第一是豆腐，植物蛋白，第二是鸡蛋。但是农民的零花钱主要指着鸡蛋，卖给村里供销社，五毛钱一斤，换了钱买呲火（火柴），买盐，买煤油点灯。

没钱了还可以卖点儿粮食，集市上玉米每斤能卖三块多，麦子也三、四块。但卖多了吃什么？

走街串巷还有劁猪的，一个人，推自行车，也不吆喝，只在车把上立着一根铁丝，上面绑着一条红布。真后悔没跟着去看看劁猪怎么个劁法，好奇心哪儿去了？

在集市上专门有一块场地是做牲畜交易的。牲畜交易很有意思，买卖双方并不把价格当着其他人的面说出来，而是在袖笼里或是盖住一块手帕，暗地里捏手指。虽然不出声，但表情上多少能看出一些。成了就成了，不成摇摇头走了。这是一种讨价还价的独特方式，可惜我没机会学，因为我既不买也没什么可卖。

我的第一个房东是天宝他爹，老爷子一次去县城集市上买了一头母猪。我在路上看见他从城里赶着猪回来的。我就住在猪圈旁，他回来对我说替他照看一下，听着动静。结果第二天天没亮，天宝气急败坏把我叫醒，说猪没了。我起来一看果然圈里空了。天宝是个憨憨，他要跟我拼命似的。我也怕是来了狼把猪叼走了。还是天宝他爹想了想，说可能猪自己回家了。于是他买了一盒点心，走了大约五、六十里路，到了猪主人家，果然那头母猪已经回去了，正在圈里吃食。天宝爹送上点心，又说了些客气话，这才把猪又领回好生看管起来，不再托付我了。

我脑子里有一幅场景，一只母猪，翻过几道山梁，一夜间走了三、四十里路回家了。而农民知道它们有这个能力，才想到可以取回。那只猪灰不突突其貌不扬，个子也不大，还塌腰，但后来生了好几窝小猪仔，把天宝爹的付出成倍补偿了。而其月夜翻山越岭总让我想起宋朝时的那场夜奔。对不起，林教头。天宝爹也挺厉害，六十多岁了，来回走了七、八十里路。

7．农活种种

有一年冬天，上面说要把冬闲变冬忙，搞深翻土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翻地的标

准是“南方七八寸，北方一尺多”，标语写的到处都是。另外，上面还要求男女全员出动，在地里排成一排，齐头并“退”（翻地是要退着走的）。要穿新衣服花衣服，说有飞机在空中摄影，要求只能低头干活不能抬头看飞机。这个事儿连着干了好几天。那几天社员见面不再互相问“吃了么？”，而改问“捏上了么？”（他们把摄影叫捏影）。

深翻时会有公社干部下来拿尺子量，一定要达到一尺多，结果把生土层都翻了上来。第二年地里庄稼长得像斑秃。

我们村被日本鬼子占领过，他们还在村头修了个碉堡，这也是我们村叫堡尔村的缘由。碉堡早已没了踪影，只是建碉堡的土台还在。土台在四队，我刚来就在四队，参加过挖土台劳动。

抗战期间那边是游击区，四队有一位杨姓的游击队长很是厉害，听说他与日本鬼子挒过跤。我见过杨家人珍藏的杨队长照片，他身材高大，斜挎着盒子枪，威风凛凛坐在椅子上，旁边站着两名战士。

全大队分为八个小队，每个小队都是独立核算的。因此每个工分的分值都不一样。我们七队比较好，一分大约八分钱。我年底分红能得到80元钱左右，这已经很高。我第一年每天挣九分，第二年就成了挣十分的头等劳力了。男劳力最高十分，女劳力最高八分。但一般情况下男人要比女人干得多。比如担东西，男人是一挑两筐，而女人是俩抬一筐。好像只有摘棉花是计件的，每人摘的都要过秤计分。摘棉花主要是女人。

队里有时会收灶灰，墙灰也收，如果有猪圈、鸡窝的粪也收，这些都是好肥料。会计记下账，年底按工分算钱。我只有一些灶灰，也能换上二、三十分。

农家肥最主要的还是圈肥，牲口棚、牛圈、猪圈的肥。起圈也是很脏很累的活，一年总要做上几次。施肥是靠大车把肥拉到地里堆成一堆一堆，再由人用铁锨撒开。第二年庄稼长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凡是原来堆过肥的地方都长得好，看来肥还真管用。而菜地不一样，那里是把厕坑中的粪便直接浇上，肥力更大了。那边的厕坑是埋在地里的一口大缸，是不会渗漏的。

每个小队都有地主富农分子。我们七队是老四和老六。老四身材高大，腰板挺直，是种麦子高手。种麦最关键的是播种，是用一种叫做耧的农具，用牲口拉着，在大田里摇着撒下三溜麦种。这活儿一是要撒的均匀，二是要撒的直。我们那边都种麦子，十里八村就是老四扶耧最好。老四穿着半长的黑袄，老骟拉着耧，在地里一趟趟走，看着他扶耧可说是一种享受。那时节老四很忙，别村人都来请他去。

地主富农子弟每年都要上缴一定数量的工分，究竟多少我忘了，是以什么名义缴的我也忘了，好像叫什么义务工。还有一旦搞什么运动，他们都有可能被揪上台批斗。而每年

秋天的种麦扶耧，应该是老四最为风光的时刻，会暂时忘掉平时的那些屈辱吧。

有一次冬天平整土地，我用镐头刨冻土，把虎口震裂了，伤口渗出了血。老四忙把口袋里的火柴盒掏出拆开，撕下一片儿划火用的药面儿纸贴在我的伤口上，血就止住了。

这就是农民的创可贴。

图片晋南“农民的创可贴”——火柴皮

老六也是干活的好把式。他教我用巧劲儿使铁锹，非常简单又非常有效果。

平常还有一样活计是铡草，要铡的主要有麦秸、玉米秸和苜蓿。铡草需要两个人，一个铡，一个往里续草。铡刀要磨得很快，续草的人把要铡的草放在刀下，位置一定要掌握好，不能太长。有说是“寸草铡三刀，无料也上膘”，所以续草要尽量短。我不敢续草，只能做操刀手，很吃劲。

图片铡草

交公粮是最累的活之一。比如交麦子，都是装在200斤的标准麻袋里的。公粮检测很严格，湿度、籽粒饱满程度、杂质等等都要用探叉抽查，够标准的会评等级，不够标准就拒收了。最后还要把麦子过筛，这可是最恐怖的。麻袋口要打开，人要蹲下，自己一人把麻袋竖着放在肩上，然后上一个两层楼高的高台，最后是要把麻袋里的麦子斜着倾倒在大筛子上，再拿着空麻袋下来。周而复始。我当时真有过闪念，干脆连人带麦子一头栽下去得了。

图片粮站交公粮

交棉花也累。棉花的检测很繁琐，先要拿一些棉花去掉棉籽，还要测绒长，还测什么就不知道了。农民对此非常关心，因为不同的等级价格会差很多。等级测完了就要称斤入库，棉花都装在一个巨大的箩筐之中，两个人用长扁担往库里抬，库是非常高大的屋子，里面的棉花堆得像山一样。我们抬着箩筐顺着跳板往上走，跳板很长，一颤一颤走起来非常费劲。好不容易干完了，我倒在棉花堆上起不来了。老乡都出去等着算账，大库房里就我一人，我想妈妈，唱着那首《妈妈的生日》泪流满面。

我比较喜欢的活儿是走村串乡卖西瓜。我们三、四个人每人担上两筐西瓜到附近村里卖，赶上有集也会到集上去卖。当地产的西瓜不大但很甜，形状很圆但有个葫芦把儿。卖瓜的好处，首先可以自己吃瓜，第二，每人还会有两毛钱的饭补，第三，也不是太累。虽然是“道远无轻担”，但对于交过公粮的人这都不在话下了。但挑担一定要会换肩，就是不停步把扁担从一个肩换到另一个肩上。那边还有一种扁担，很长，是为了挑大箩筐用的。扁担中间很宽，边沿很薄，横截面为柳叶状，换起肩来硌得背上脊椎骨生疼。这种扁担都是枣红色硬木的，非常漂亮，就是奇怪为什么边儿做的那么薄？我看有些农民背后脊椎骨上都磨出硬疙瘩来了。

我原来没有扁担，是虎山带我到柳沟埝上砍了一根大的柳树杈做了一根，很小巧精致。回北京后一直后悔没把它带回来。我最喜欢的农具是镰刀，镰刀把儿是枣红色硬木的，纹理很漂亮，有收藏价值。还有那种大长扁担，北京有段时间兴做家具，曾想过弄两根回来做沙发扶手。

说到最累还是要说麦收。先说“破麦”（编者注：应是鏺po麦mia、mie）也就是割麦。麦子三行为一拢，每人割三拢，割麦人三个人一组，九拢要一起割。三个人中割得最快的在中间，另外两人跟在后面。中间的叫“拱筒”，他不但要割，还要在身后“打腰（yào）”（编者注：应是靿yao）,就是用两束麦子接在一起，后面人用它把割下的麦子捆成捆。

图片晋西南刈麦称：鏺po麦mia（mie）

由于到雨季了，麦子要抢收，所以几乎没什么休息时间，割麦人都有两把磨好的镰刀，用一把，腰上别一把。我是左撇子，用什么农具都别扭，镰刀更是。开始割的慢，只能跟在别人后面，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练，我竟然拱筒了。两把镰刀，俨然双枪。

场院上的活儿同样累。全村八个小队只有三、四台电动脱粒机，轮到自己队的时候大家就拼命干。场院上满是扬起的灰尘和麦秸，天热出汗全黏在头上和脸上。脱粒机轰、轰地发出巨大声响，我正好刚刚看了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这里竟与苔丝劳作时的脱粒机一样，人们也一样恨不得机器坏了。

场院上的活儿还有风车簸麦。风车一人多高，木制的，里面是风扇，扇叶也是木制的。风扇的左侧是铁制的摇把，出风口在前面的上端。最有意思的是，簸麦要有老婆坐到风车顶上，手持簸箕均匀地往风口处倾倒，风把麦秸、麦秆都吹掉，麦粒就堆在风车前面了。我喜欢摇风车，双手倒换着，对三角肌、肱二头肌是非常好的锻炼。

8．饿了啥都 吃

那时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又干那么重的活，大伙儿饭量都很大。第一年的春节，大家包了一顿饺子，方方吃了98个，路都走不稳了，要扶墙。我去绛县修铁路，每天干十个小时以上，挑200担土上8米高坡，还要换班铲200担土！我每天的口粮定量是四斤，全是高粱面馍，就着咸菜和小米粥，这么多粮食还是吃不饱。绛县老乡看我们可怜，有时会给我们几块煮红薯。

在村里，我们吃过一只鹰，是蔚春捉到的。据老乡说是鹰吃了瘟鸡要死了所以飞不动了。我们趁它没死把它宰了吃了。它的肉非常糙，全是嚼不动的瘦肉丝，但味道还好。男生吃女生不吃。还吃过一条蛇，它是吞了一只大蛤蟆行动迟缓被我捉到的。蛇很大但肉很少，骨头非常硬。

薛庄有两位男同学，因饭量超大，故一人叫多尔曼，一人叫曼尔多。其复在郭道公社山上，那里一位同学更厉害，有一次实在饿了，煮了一锅麦粒儿吃。他的名字叫仓库。

我有个表嫂在农业部畜牧局工作。我下乡前她对我说，你们如果遇到瘟鸡可以吃，但瘟猪千万别吃。有一年赶上鸡瘟，我们吃了好几只，吃的都恶心了。现在想起来后怕，这就是现在的禽流感啊。难道那是当年上帝可怜我们，给我们留下了“空窗”？

山里迁来一个541工厂，军工，好像是造坦克的。他们挣工资，有钱，结果闹得那边物价都涨上去了。原来鸡蛋五毛一斤，鸡五毛一只，蜂蜜也是五毛一斤。而那些工人经常是一买就是十只鸡，扁担一挑就走了，实在让人眼馋。但是涨不涨价对我们影响不大，反正也是买不起。

当地饭食，干的是馍，稀的是面条和小米粥。面条叫“齐子”，又叫“齐饭”（编者注：应为颀子饭，颀，长也），大约是面条一刀刀切得齐齐的意思吧。小米粥里面大都是会放上红薯的，当地叫红薯米汤。1972年几个人一起回北京，临行时我熬了一大锅红薯米汤。做好一尝，苦得根本不能吃。原来我把锅盖放在灶台，灶台上有块肥皂粘到锅盖上，掉到锅里煮了。

在做面条汤的时候，我会在汤里放些嫩玉米粒，非常好吃。

收玉米是人用手掰棒子，每棵玉米结一根棒子。但有的玉米会多结出一根小的棒子，收的时候根本顾不上这些，小棒子也就留下了。等最后去砍玉米杆时，人们再把这些小棒子掰下来自己拿回家，小棒子都很嫩，很好吃。也有些玉米根本不结棒子，这样的玉米一旦被发现大家都抢，这叫甜杆儿，说吃起来像甘蔗。我尝了，比甘蔗差远了。

当地还出产一种豆子叫板豆，豆子不大，是扁的，就像裹着糖衣的药片，颜色是砖红色带一些浅的斑点儿，吃起来类似红小豆。又好看又好吃又稀罕，可惜现在不种了。海浪说是气候变了。

红薯米汤用当地话说叫“红芙米特”，徐鲤老听我们讲起这个，他学会了。前两年他去运城谈一个片子，好像是关于关公的。闲谈时还与当地人说“红芙米特”，当地人茫然不解。

那边蒸馍与北京不一样，北京是用面肥泡水和面，等面发起来再使碱，然后蒸。夏县那边用“酵基”（也就是面肥）泡水和面，略微停一段时间就直接蒸，省去了发面和使碱这两道工序。这样蒸出来的馍比发面馒头硬，但很好吃。前两年宝军送给我一箱夏县商店里卖的馍，原来“酵基馍”已经成为了当地特产了。

我在村里住过四个地方，刚开始时住在一队，干活在四队。后来分到七队，先后住过天宝家、天星家和文来家。村里虽然有电，但一般家里都没有，照明就靠煤油灯。天宝家的房子是他家放杂物的小屋，就在猪圈旁。由于位置比较独立，我就求村里电工给我接条线，小屋虽然又小又破，却是我唯一用上电的地方。有电真好。

有电最大的好处是可以用电炉煮红薯。冬天，特别是冬天，热腾腾的煮红薯实在是难得的美味。最早的电炉是一鸣从家里带来的，全密封，很高级。坏了以后是从北京买炉盘、炉丝自己做的。这其实很危险，有时炉丝烧热了会拱起来接触到锅底，我就被电过，把伸到锅里的铁勺甩到了半空。

煤油灯也并非完全不好。煤油灯下看书，那种沉浸感却不是电灯可比的。

收红薯时，一般会有人先去拾一大堆柴草，再刨出一些红薯放在柴草下，点起火，火慢慢熄灭，煨在灰中的红薯也慢慢熟了。非常好吃。

冬天在地里干活也经常会生起一堆火，大家把带来的馍放在火边烤。馍都是切成比较厚的片，把片立在火边，烤好一面再烤另一面。我没带过馍，但吃过别人的，也好吃。

村里有几位异食症，他们吃胶泥。记得一次在村边刨地，发现了一种深褐色的胶泥，人们当时就停了下来，马上有人回村叫来一位20多岁的女人，她一见胶泥，马上掰下一块放进嘴里大嚼，嚼得满嘴都是咖啡色。我看着恐怖，悄悄问别人，原来村里有好几位都如此。妈妈说我小时候爱吃墙皮，不让吃就背着手偷偷抠着吃，打都没用。我想我那应该是缺钙。村里那些人缺什么呢？

队里大牲畜死了，会派人在村边地脚头就势埋锅煮肉，差不多要煮上一宿。煮熟就在地头上卖。本队人买便宜，两毛钱一斤吧。外队人会贵些。那时真馋肉，记得有一次我买了一块牛肝，有馒头般大小，一会儿就吃完了。我觉得我是野兽。

村里的猪有些会有猪绦虫病，当地人叫它“米西”猪（编者注：即米猪肉）。这是绝对不能吃的，但我知道村里人舍不得也会吃一些，还有人将其做成肉酱到集上卖。东山告诉我说：XX到集上偷着卖米西猪肉酱，他还贫下中农呢。东山犯傻了，人品跟出身有个旦关系。

9．林彪事件

去那两年，社员下地要扛一幅主席像，到了地头要先向主席像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全体肃立，整齐地挥动手中的语录本。有些人没带语录本，顺势拿着烟袋锅烟荷包挥动，没人管。

每个小队除了生产队长，还有一个政治队长。生产队长抓生产，政治队长“抓革命”。四队有个政治队长，小老汉的样子，他自己编了个歌，歌词就是“首先，让我们共同祝愿……”那一整套敬祝词，他唱的曲调悠长，总长得有七、八分钟。他一唱大家就不用敬祝，乐得不张嘴了。我只是觉得他的唱是即兴的，每次都不太一样。这其实也是娱乐，娱乐是人的天性。

最先知道林彪事件的应该是知青，私下传但不会跟当地人说。后来听说当地干部是集中到县里传达的。当他们听到传达之后，所有人都把嘴张大，老半晌合不拢。中国弄点什么事都是要分级传达的，但如果是传达到县团级也就相当于公开。

北京街道上在向百姓解释林彪事件时，特别举例说，外国人问：你们的林副统帅哪儿去啦？有个小朋友回答的好：嗝儿屁了！既没撒谎也没让你听懂。

刚到村里时，知青每天会到大队部“天天读”，一队有个从县XX局遣送回来的干部也与我们一起读。他四十岁左右，因出身地主而被轰回老家。林彪事件之后，我们在每天的例行敬祝时，就不再敬祝“健康”了。那位干部还不知道林彪出事，一次在会上非常郑重地批评大家没有敬祝“健康”，说这很不好，是对党的接班人的不尊敬。

一个匪夷所思的现象，越被打压被侮辱越左得可憎。

10．夏县语言

夏县语言很有特点，文气，颇有些古韵，试着记下一些堡尔村一带的方言，但一定要参考拼音。可有些音拼音都拼不出来，只能大致参照。比如睡觉叫“瞌睡（kēfù）”，不可以叫“不敢（bùgān）”，可以叫“能行（lēngxìng）”，不行叫“不占先”，给叫“遗”，好叫“精美（jìngmēr）”或“老美(làomēr）”，好极了叫“美咂”，坏叫“哈”，脾气坏也叫“哈”，坏蛋叫“哈怂”，好歹叫“哈好”，害怕叫“害悈”，非常害怕叫“悈厉害”，没有叫“没（mù）一些”，干什么叫“摞舍（luōshè）”，怎么叫“则个”，谁叫“哪位（lǎwèi）”，你猜叫你旦，一个叫“一位”，我叫“额”，人家叫（nià）,做什么叫“揍啥？”，找不到叫“寻不彻(xìnbūchè)”，丢下叫“撇下(piēhà)”，等会儿叫“等下着（dēixiàzhe）”,差得多叫“错多矣”，自然叫“自不然”（cībūràn）,喊叫叫“招唠”，那边叫“那岸(lààn)”，那里叫“乌达”，站那边叫“立乌达”，我家叫“额屋(éwù)”，开水叫“滚水（guīfù）”，暖水瓶叫“温壶（wēihù）”,天气冷叫“冽”(lié)，特别冷叫“冽厉害(liélíhài)”，说话、出声叫“念泛”(niànfen)，不出声叫“不念泛”或叫“咛咛”，一起走叫“厮赶”或“相跟上”，挨着叫“来服着”，干嘛叫“则个？”，不干了叫算毬（xuānqìu），滚叫“去毬”，忘记了叫“忘毬”，男女分手叫“杀格”（这是QXS告诉我的，我也想起来了），发面用的面团叫“酵基(jiāojì)”，日子过得不好叫“稀惑”，过的特别不好叫“稀惑咂”，过得难受叫“熬煎”，过得好些叫“匀和”，妈叫“嫫”，爷叫“亚”，老头叫“老汉”，老太叫“老婆”，夫妻男方也称“老汉”，女方也称“老婆”，人死了叫“老啊”，祖宗叫“先人”（骂人的顶尖级是“日你先人”），水平高叫“棒尖着（bàngjiānzhē）”，大叫“特”，拉琴叫“拉胡胡”，不知道叫“可知啊”（kēzhè），傻子叫“憨憨”，疯子叫“疯疯”，小牛叫“牛犊犊(ōudūdù)”，猫叫“溜溜”，小鸡叫“鸡娃”，小猪叫“猪娃(būwa)”，猴子叫“猴娃”，小偷叫“贼娃”，学生叫“学生娃”，小孩叫“小娃家（xiàowàxià）”,跳蚤叫“虼蚤”，蛆叫“蛆条”（jǖtiao），（蛆读jǖ可能还是古音吧），蛇的读音是“煞”，咬的读音是“鸟”，肚子饿叫“肚饥(tùjī)”，一点儿叫“一点点点”（四声上有变化，很好听），板车叫“叉叉”，开除叫“裤抵（kūdì）”，滚一边去叫“裤抵那岸（kūdìlààn）”，开始叫“勾加”，割麦叫“破麦”，地里的畦埂叫“隔离”，做畦埂叫“刮隔离”，看东西叫“眊”，看什么叫“眊舍？”，听不见叫“不贴贴（bùtiētiè）”，牲畜叫“头牯”，蹲下叫“蹴下”，蹲着叫“搁蹴着”，抽烟卷叫“吃纸烟(cīzīyān)”，摔跤叫“挒跤”，头叫“滴喽”，脖子叫“脖项(pòhàng)”，眼睛叫“眼窝(niānwò)”，眼瞎叫“瞎眼窝(hàniānwò)”，鼻子叫“批疙瘩（pīgeda）”，头发叫“头毛”，屁股叫“沟”，馒头叫“馍”，烙饼叫“烙馍(luōmuò)”，油饼叫“油煮馍(yōubūmò)”，面条叫“齐子”，麻花叫“麻堂”，辣椒叫“麻椒”，咸菜叫“汉（hàn）菜”，玉米叫“玉茭”或“玉桃芙”，高粱叫“草桃芙”，黄豆叫“白豆（piètōu）”,绿豆叫“六豆（lìutōu）”,西红柿叫“海柿”，香菜叫“芫荽”，苤蓝叫“车莲”，茄子叫“恰”，桑叫“梭”，地头叫“地脚头（dìjuétòu）”，稀疏叫“沙”，短裤叫“裤衩衩”，小褂叫“汗塌塌”，鞋叫“孩”，火柴叫“呲火”，茅房叫“茅后头”，面缸叫“瓮”，最常见的一种灰色瓮叫三斗瓮，能装三斗粮食，筐叫“撮”（屁股也叫“撮”），中午叫“晌午”，昨天叫“压个”，昨晚叫“压黑（yǎhè）”，夜里叫“黑了间(hēlejiān)”，明天叫“明个”，盖房的土坯叫“糊秸”，做土坯叫“打糊秸”，周公之礼叫“打肉糊秸”，麻烦叫“麻达(màdà)”，小气叫“稀发”，小气鬼叫“稀发鬼”，捣蛋鬼叫“捣事毛”，胡说叫“胡鳖说（hùbiēfiè）”,奇怪叫“老鳖怪”（鳖是脏话的变音），谈及、说过叫“说及（fiējì）”，感兴趣叫“感冒”，吃胖了叫“吃细”了，粘叫“然”，抹墙的黄土里加上的花秸也叫“然”，煤叫“大烟炭”，拉磨牲口的眼罩叫“暗眼（ānyǎn）”，吆喝牛往左往右叫“哒哒、咧咧”，吆喝骡马有意思，前进叫“吁”，停止叫“驾”，这与北京这边恰恰相反，风马牛不相及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9年的数据报告表明，世界上现存6000多种语言当中，有一半左右处于衰败甚至消亡的过程中，有200种语言不超过三代人就会彻底灭绝。我不知道方言算不算语言的一个亚种，夏县方言也快灭绝了吧？我原来房东文来的儿子宝军很多当地话都不会了。

我和逊白都非常喜欢那边的话，有时也会说上一两句。比如每次包饺子，馅儿调好了要开始包，都会说一句“勾加”，颇有仪式感。

69年村里来了几位干部，是县里下放蹲点的。老魏分到了我们七队。老魏人非常好，他想给队里搞些收入，就带领大家建了一间豆腐作坊。做豆腐工序很多，但也不算太难，就是点豆腐要有技术，是要老魏亲自做的。全过程我都看了，豆腐坊里很香，热气腾腾的。那头驴子也在屋里拉磨磨豆浆。

老魏对我很好，是他把我抽调大队去写标语的。要不是他，我真不知道我能写那么大的字。他是城关人，离堡尔村十来里路，但口音跟这里很有些不一样，这就是“五里不同音”吧。去县城路过五里桥，那里有个村子叫桥下街，那里其实是又无桥又无街，老乡有个顺口溜：“五里桥，桥下街，走到桥下木（没）一些。”这用当地话说起来很顺口也很好听，多年没忘。

其实让我忘不了五里桥的是我们曾在那里与当地农民打了一架，我、树臣、宝琛。一日，我三人进城，在路上有人骑车刮了我们一下，树臣揪住那人非让他道歉，那人很不情愿地道了歉，我们就走了。下午我们从城里回来，走到五里桥河滩时有些累，三人便坐在土台上休息。忽然看到一群人，大约十几个小伙子呼喊着跑了过来，手里还举着锄头棍棒之类，一看便是来打架的。我们赶忙站起，那些人不由分说上来便打，双方打作一团。我是左撇子，这在打架时会占些便宜，一拳将一人嘴打出血了。接着我转身爬上一块高地，那里有大量的大块鹅卵石，我举起一块鹅卵石朝一人砸过去，没有砸到，正准备再搬石头，忽然看到宝琛被人用锄头打在额头，血哗地流了下来，白衬衫都染红了。我吓坏了，便大声喊停。其实对方见到流血也吓着了，大家停了下来，我和树臣架着宝琛往县医院跑。宝琛额头上被锄头砍了一个很深的口子，医院里缝了针包扎好才止住血。我们后来又去了知青办，希望知青办能出面解决。过后才知道那些人就是桥下街的农民，几天后还到薛庄找宝琛道过歉，也就算是不了了之。

事后我有几个后怕，一怕宝琛受到更大伤害，二是也怕我们真的把对方打成重伤。当时我书包里放了一把改锥，慌乱中竟然没拿到。还有就是那大块鹅卵石，真砸到的话后果不敢想。宝琛是最平和的人，他没有动手却只有他受伤。宝琛额头上留下个疤痕，不仔细

看看不出来，但据他说阴天时会有些疼。

11．老鼠和跳蚤

老鼠厉害。我住在七队天星家的南屋，晚上睡觉时，半尺长的老鼠竟会跑到身上。我找来老鼠药，屋里到处都放上，老鼠果然没了。但是没过多少天屋里窗子上爬满黑色的大苍蝇，多的把光都挡住了。原来老鼠吃了药死在洞里，苍蝇飞进洞在尸体上产卵，卵变成蛆、蛆变成蛹、蛹变成苍蝇，很快便完成了生物学上的全变态生长过程。药死老鼠虽然得到几天的安宁，但最后却换来苍蝇无数！这事我以后绝不会再干了。还有，天星家的“溜溜”吃了死老鼠也死了。“溜溜”灰色狸花，漂亮的有些妩媚，我叫它法国女郎。

农村的虼蚤（跳蚤）非常厉害，咬人很疼又痒，睡不了觉。它很难捉到，蹦的很高，大约能蹦到一尺半到两尺吧。我看过一篇文章说跳蚤蹦的高度相当于人蹦到埃菲尔铁塔塔顶。当地人是裸睡的，冬天时会把衣裤晾在屋外，说可以把虼蚤冻死。听说当年造反派夜里去捉县长，县长也是光着身子跳窗逃走的。

女人是否裸睡不知道。

由于有裸睡习惯，所以当地人参军就很不习惯。几年以后养成了穿内裤睡觉习惯，复员回村又不习惯了。

县知青办有个杨副主任差点死了，听说他是为了防虼蚤把农药涂在身上中毒了。当地常用的农药有1059、1605、3911等，都是剧毒，主要用在棉花上。村里有个小伙到公社买了一箱3911（或1059），他把箱子扛在肩上往回走。不知是瓶子漏了还是碎了，药洒到了他肩背上，他急着往家赶，后来还是中毒死了。老乡说他不应该急着赶，一出汗，药就更容易顺着毛孔进身体里了。

一次我们在地里给红薯间苗、培土，一只蝎子把我手蛰了，手指疼痛难忍。老乡连忙过来抓到那只蝎子，非让我把蝎子打死。说只有亲自把蝎子打死才不会疼。我打了，但还是疼痛难忍。蝎子与土的颜色一样，不注意根本发现不了。

那边有狼，很多家人的院墙上都画着几个直径一米左右的白圈防狼。有一天夜里赖虎家进去狼了，忘了是什么被叼走了还是什么也没被叼走，反正土墙上留下了狼的爪印，翻墙时挠出的抓痕。我一看，比狗的爪印宽了将近一半，真厉害。那边走夜路大都会带上一把镰刀防身。听说狼会从后背扒人肩膀，如果你以为是有人跟你打招呼，一回头，狼就会咬住你的喉咙。所以在夜里千万不要从背后扶人肩膀，对方很可能头也不回就给你一镰刀。狼见了白圈为什么会害怕，我没弄明白。还有，为什么所有的食肉动物都知道要咬喉咙？

那边也有羊，不过村里很少见。原来各家各户的羊都交给一个人去放了。羊群在很远的山上，放羊的就住在那里。每家羊可是都签了生死状的，有个死有个病怨不得放羊人。

羊是很“费厄波赖”的动物。我曾经在村边见过山羊决斗，两只硕壮的公羊隔开两三米的样子，同时冲向对方，在相距不到两米的地方同时起跳，两头相抵，在空中相撞，发出嘭的撞击声。幸亏它们的犄角向后弯曲，撞的只是脑门，否则是会出“羊”命的。这种相撞周而复始，每隔两三分钟就再来一次。其实只要有一次一只羊在相撞的前一秒闪身，对方肯定扑空而摔出去，但两羊在起跳时间、起跳高度和起跳的相对方向上竟完全一致，它们有绅士风度。

12．“扒车”回北京

1969年春天，有一段时间没有收到妈妈来信，我心里非常不安。母亲在文革中是被批斗的。说她是特务，是国民党军官的妹妹，是右派分子的老婆，等等。光是为了查清她的特务身份，外调人员自称已经在全国跑了几万公里了。母亲的生活十分艰难，仅凭自己一个月五十元的工资要养活我们四个孩子，后来大妹妹和我一起去了山西，小妹去了内蒙兵团，家被彻底拆散了。要是妈妈……我和大妹不敢多想，商定由我无论如何要回去看看。我没钱买车票，只能扒火车回去。一路上有惊无险。到家一看，母亲果然被关起来了，只剩13岁的小弟弟一人在家。我到单位去找，见到了被关押劳改的妈妈。好在是没几天妈妈就被允许回家了，情况多少有了些缓解。而我也必须回村销假了。母亲无端受到如此羞辱，我作为儿子却无能为力。这是我心中永远的痛。

回山西还是扒火车，仅仅补了一张3.80元的车票（从北京补到定县）。我的“成功”经历鼓舞了同学，也都开始盘算扒车回家。夏天干完麦收，我们约了几个人，有我和我妹妹，有树臣、建民，有一鸣，好像还有一两个，开始了回北京的冒险之旅。但当时正赶上临汾武斗，南同蒲铁路不通了，只能走河南。

山西两派武斗，战场在临汾。我们村里都派了人前去参战，不参战的也要捐粮捐钱，七队有个打过内战的老兵，他去参战了。队里社员好像也都捐了些钱粮，但为谁打仗、为什么打仗都不知道。武斗造成南同蒲线不通车，如果要回北京就要绕道河南走陇海线。从庙前坐汽车到平陆茅津渡，坐船过黄河到河南三门峡，从三门峡到郑州，从郑州再到北京。这就是我们要走的路线。由于没有钱，我们是要全程扒火车的，一路上惊险不断。

我们一大早就从村里出发了，临行时老乡送了我们好几十个煮鸡蛋，差不多整整一军挎，一鸣背着。到了庙前坐开往茅津渡的汽车。车是一辆解放卡车，没有座，人全站着。车厢里人很多，人挨人挤得动弹不得。路上肚子饿了想吃鸡蛋，但是被挤在车向中间的人根本找不到地方把鸡蛋磕开。一鸣有个办法，他腰上系着那种帆布皮带，他把鸡蛋在皮带扣上磕，我挨着他，我的鸡蛋是他帮我磕的。

在茅津渡等船时碰到一群北京知青，有男有女。有个男孩低声对我说，注意点身上的钱，我们的钱都集中放女同学身上。我说，我们也是。其实我们哪儿有钱！

黄河渡船是木帆船，船舱很深，岸上的人要跳下去，人在船舱里站着。黄河水没什么浪，但水流较急。河水是棕红色，很浑。但是我们看到有人在河里游泳，一个人还与我们的船碰了一下，很悬。

茅津渡对面就是三门峡市。我们上了岸，在车站附近饭馆吃了点儿饭，就往车站停车场走去。路上又远远看见那些同船过来的北京知青，他们有钱，是去售票处买票的。我们有些难为情，就躲着他们，当然更要躲着铁路人员，绕着从车站最西头的大铁门溜进了站台。又从站台跨过铁轨，到了货运火车停靠的地方，选了一个较为干净的空车厢，车厢离地面很高，大家互相帮着爬了上去，半拉上车门，静静地藏在车厢里。车什么时候开？是不是往郑州方向开？不知道。

天渐渐晚了，车咣咣地动了好几下，忽然半关着的门被打开了，跳上三个人来，我们吓得够呛。那三人倒是很客气地跟我们打了打招呼，原来他们也是扒火车的。攀谈中得知他们不是知青，就是在铁路上来回跑，“吃火车”的。他们说这趟车快开了，就是去郑州方向。他们不去郑州，好像是去一个什么小站，说是要去“吃”一辆往回走的客车。他们也不避讳，说“吃”火车就是夜里把旅客的旅行包扔下来，底下有人捡。

车终于开了，天也完全黑了。车里车外一点亮都没有。那三个人唱起歌，全是外国名歌，唱的还好听。我们这边，建民带头唱起了《喀秋莎》《红梅花开》等苏联歌曲。我素来不喜欢苏联歌曲，没跟着唱。后来到了一个小站，那三个人下车了走了。记得他们说过，陇海线有几处他们存钱存东西的站点。还说你们坐船过黄河时看到游泳的人就是他们。真不知道，社会中还有这样的人、这样的生存方式。

火车继续开。不知开到何处是一站。后来到了渑池的一个货车站，看意思会停一段时间。我们大家渴的不行，就都下了车，沿着铁轨往前走，借着货车站的灯光，找到了一个自来水管，大家轮流喝了个痛快。刚喝完，忽然听到火车咣当一声，应该是车头挂钩，估计车要开了，我们连忙往回跑。这时车已经缓缓移动了，由于没有站台，车厢是要爬上去的。大家急忙往上爬。我没爬，一直帮着把人一个一个从下面往上抬，一边抬一边还要跟着逐渐加快的火车跑。刚才在往回跑的时候，我见到我们车厢前两节有一节油罐车，油罐后边有一个带扶手的小铁梯。由于车越来越快，我怕我往车厢上扒会滑到车轮下，那太危险了。于是我加速往前跑，跑到油罐车的铁扶梯那里，抓住扶手，顺着梯子上了油罐车。

油罐车上没有什么地方可呆，我只能坐在铁条焊起来的栅板上，用手抓着扶手栏杆。车子开快了，有些晃，我双手使劲抓牢，生怕被甩下去。当时天黑极了，周围远近都一点儿光亮没有，而只有我身子下面铁条缝隙间，可以看见车轮与铁轨摩擦出的一串串火花。我索性闭上眼睛，心里唯一盼着的就是快点儿停车。没想到的是，火车忽的一下进了一条隧道。隧道里，火车的轰鸣一下子变得无比巨大，好像整个世界都变成声压要把我碾碎。太可怕了，这就是通往地狱的通道。我身子蜷缩着，恐惧地承接着这一切。火车在隧道里足足开了有半个小时，这是我平生经历过的最可怕的事，肯定是我所能承受的极限！

万幸那列火车应该是不是烧煤的，否则煤烟也肯定会把我呛死。火车出了隧道又开了一段时间，我感觉到车减速了，还不断地变岔道，知道要停车了，熬过来了。

由于上车的时候太乱，以致大家都不知道我去哪儿了。大家都急的够呛，当我再次见到大家的时候，都乐坏了。特别是我的妹妹。

火车进了编组站，广播里不断地说着谁也听不懂的编组口令。谁知道我们这车还走不走啊？我下车找了一位扳道工，扳道工看出我们是知青，就说这车不走了，旁边这车走，上旁边车吧。

扒火车

我们全都下了车，到旁边车上一看，原来是一辆运煤车。上吧，没办法。几个人就在高高的煤堆上坐了下来，车很快就开了，等速度开起来，车倒是不晃，但一阵一阵颠得厉害。我们都坐在高处，连个能扶的地方也没有，只能互相紧拉着手。而我腾出一只手，死劲扒住一个大煤块。当时还是黑夜，七八个人坐在煤车顶上，随时都有被颠下来的危险。这个场景，常人绝难想象。

天蒙蒙亮，车停了。忽然看见从后面煤车上爬起来几个人，满身满脸都是黑的，其中一人还戴着眼镜，形象就像刑场上的政治犯。原来他们也是扒车回北京的知青。看到他们，我们都笑了。再看看自己，其实一毬样。我们都是“政治犯”。

大家一起下了车。那是一个很小的客车站，有个非常小的候车室，候车室门前有个卖早点的摊儿。大家在自来水管那儿洗了洗脸，吃了油饼大米粥，就又进到站里，准备再找辆车往郑州走。建民找到我，说站里有一群人一直不怀好意地盯着我们，说咱们得提防着点。我原来没注意，经建民一提醒，我也觉得确实有问题。我说咱们赶快找个车厢躲进去。我们找了个空车厢，为了防身，我们特意从铁轨旁搬上来一堆石块儿。

车开了，车站上那些人从开着的车门看见了我们，他们开始用石块砍我们，我们也开始用石块还击，我们一边还击一边哈哈笑，心想车开了，你们想追也追不上啦。

车开出一、二百米忽然停了，紧接着又往回倒，竟又倒回车站里，只不过是换了旁边的另一条轨道，原来车是在换轨。这把我们可吓坏了，只能关上车门躲着。幸好车又开了，直到真的开起来大家才放下心。一分析，估计我们第一次走的时候，那帮人也没想到车还会回来，就散了。躲过一劫。

到了郑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编组站，十几排车道上全都是车，也不知哪趟是往北京开的。问扳道工吧，那些人都很善良，哪辆去北京，哪辆走、哪辆不走都告诉你。我们挑了一辆非常干净的车厢坐了上去。那是一辆运过苹果的车，车厢里满都是苹果香味，地上还有稻谷壳。

车虽然好，但走得不顺畅，走走停停，到邯郸时已是半夜。我们都在车上睡着了，忽然听见有动静，原来车停着，上来两个扳道工，大声吆喝着“纪念章地有！”建民从书包里拿出一、两个纪念章，才把这两个“鬼子”打发走。

货车与客车是不一样的，客车开起来很缓，无论走无论停都很轻。货车不一样，开车也猛停车也猛，车厢挂接更猛的像撞车一样。树臣说，我们这不是特快列车，而是特慢撞车。

天亮了，车到了保定。快到北京了大家都非常高兴。我坐在车门那里，两腿悬在车外，准备车一停下来我就跳下去给大家买吃的。建民当时站在我身后，手扶着门边。当时车速已经很慢了，忽然刹了一下车，建民对我喊了句“千万别跳！”没想到车又更猛地刹了一下，车门哗地往前一滑，把建民左手拇指一下子切断了！我慌忙拿出手绢让他把伤口裹住，然后跳下车又把他也扶下车，又架着他赶紧往站里跑。见到一辆正在修柏油路的卡车，我就问他们医院在哪儿。他们说太远了来不及，用我们车送你们吧。我们上了卡车，车刚刚装过热的沥青，脚底下很烫也很粘，顾不得了。到了医院，医生很快给建民做了手术。为了能缝合，还把一节骨头去掉了。医生说你们坐这种车太危险了，前些天车门把一个人半个身子都切掉了。保定铁路医院的医生护士心地善良，对我们非常同情，什么钱也没收，还派人专门找了一辆货车，让我们坐在守车里，与押车员一起回到北京丰台。

等我们回到家，先回来的几个人都在我家等着我们。

有个小插曲：建民疼得死去活来的，我在胡同口给他买了根冰棍儿，我替他拿着。我进家时，妈妈看到我，还以为是我的手伤了，妈妈把冰棍儿看成纱布裹着的手指了。

建民是五班的，他与树臣同班。大约他是怕吓到父母不敢回家，到树臣家住了一个礼拜。

那一年，我21岁，建民21岁，一鸣21岁，树臣20岁，妹妹18岁。

树臣说，我们几个还在石家庄被警察逮过，带到派出所去写检查。检查必须提高到“不买车票就是剥削了六亿人”的认识高度。这事我怎么全忘了？也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了。

知青回北京自己家就像做贼，到了家，派出所、街道会来关照的。如果赶上什么重大事项，大都是要劝返回去。我们是中国社会的首陀罗（编者注：印度种姓之一，地位最低）。

14．知青的诗

当时知青中私下传抄郭路生的诗。郭路生是北京56中高一学生，他在山西临汾杏花村插队。他的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诗是《相信未来》，是很多人都会背诵的。它曾经是我们千百万人共同的精神支柱。世界上有什么样的诗能达到如此地步？我后来在讲课时说，只一首《相信未来》便让郭路生成为不朽。

《相信未来》郭路生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起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支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

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

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

那些迷途的惆怅，失败的苦痛，

是寄予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

还是给以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

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

那无数次地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

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

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

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编者注：歌手汪峰有一首作词作曲的歌——《光明》，个人觉得词作有些地方似乎与《相信未来》相似，不知道同在北京的汪峰在创作《光明》时是否想到了《相信未来》，或者这就是一首歌致敬《相信未来》的歌。）

《光明》词：汪峰 曲：汪峰

当灰烬查封了凝霜的屋檐

当车菊草化作深秋的露水

我用固执的枯藤做成行囊

走向了那布满荆棘的他乡

当大地铺满了悲泣的落叶

当杜鹃花化作远空的雾霭

祝福我吧我最思念的亲人

那就是我向你告别的身影

也许迷途的惆怅

会扯碎我的脚步

可我相信未来会

给我一双梦想的翅膀

虽然失败的苦痛

已让我遍体鳞伤

可我坚信光明就在远方

我用翅膀掀起那天边的排浪

我用身躯托起血红的太阳

就在这刺骨而凛冽的大风中

你会听到我赞美未来的呼喊

也许迷途的惆怅

会扯碎我的脚步

可我相信未来会

给我一双梦想的翅膀

虽然失败的苦痛

已让我遍体鳞伤

可我坚信光明就在远方

可我坚信光明 就在远方

我不认识郭路生，2008年在知青下乡40周年聚会上见过一面聊过几句而已。后来我在讲现代诗时，讲了他的《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烟》《疯狗》等四首。我最喜欢《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每次讲到这首，我都会喉咙哽咽甚至落泪。

郭路生，1948年生于北京，笔名食指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郭路生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海洋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

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

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

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

风筝的线绳就在妈妈手中。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

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

直到这时，直到这时候，

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阵阵告别的声浪 ，

就要卷走车站；

北京在我的脚下，

已经缓缓地移动。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

想一把抓住他的衣领，

然后对她大声地叫喊：

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

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

因为这是我的北京，

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1968年12月20日

郭路生去过夏县，他去的是大庙公社的杨家川，还写过一首类似贺敬之体的诗《杨家川》。

私下流传的还有一首《烦忧》，当时不知是谁写的，只说是郭路生特别喜欢的一首诗。我也特别喜欢这首诗，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一下子被诗的美感动得眼眶湿润。那时二十岁啊，那种情感上的共鸣几乎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后来知道这首诗的作者是戴望舒，而大家传抄有误，不过我觉得还是我们的那个有误版好。

记下这个有误版：

《烦忧》

说是遥远的海的相思

说是寂寞的秋的清愁

假如有人问起我的烦忧

我不敢说出她的名字

我不敢说出她的名字

假如有人问起我的烦忧

说是寂寞的秋的清愁

说是遥远的海的相思

我也开始学着写诗。格律诗、词都写了一些，但自己都不满意。其中一首七律中颈联两句还觉不错：长叹艰辛偏吾辈，更思壮烈慰平生。

现代诗也写，还一直写了多年，直到我读了北岛的《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之后才放弃。我在讲堂上说过：“当年是读了郭路生的《相信未来》之后，我自己也开始尝试写诗。但在十几年后读到赵振开的《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我彻底放弃了，我彻底服气了，那才叫诗，我写不出来。”

《结局或开始》北岛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为了每当太阳升起

让沉重的影子像道路

穿过整个国土

悲哀的雾

覆盖着补丁般错落的屋顶

在房子与房子之间

烟囱喷吐着灰烬般的人群

温暖从明亮的树梢吹散

逗留在贫困的烟头上

一只只疲倦的手中

升起低沉的乌云

以太阳的名义

黑暗在公开地掠夺

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

人民在古老的壁画上

默默地永生

默默地死去

呵，我的土地

你为什么不再歌唱

难道连黄河纤夫的绳索

也象崩断的琴弦

不再发出鸣响

难道时间这面晦暗的镜子

也永远背对着你

只留下星星和浮云

我寻找着你

在一次次梦中

一个个多雾的夜里或早晨

我寻找春天和苹果树

蜜蜂牵动的一缕缕微风

我寻找海岸的潮汐

浪峰上的阳光变成的鸥群

我寻找砌在墙里的传说

你和我被遗忘的姓名

如果鲜血会使你肥沃

明天的枝头上

成熟的果实

会留下我的颜色

必须承认

在死亡白色的寒光中

我，战栗了

谁愿意做陨石

或受难者冰冷的塑像

看着不熄的青春之火

在别人的手中传递

即使鸽子落到肩上

也感不到体温和呼吸

它们梳理一番羽毛

又匆匆飞去

我是人

我需要爱

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

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

在摇篮的晃动中

等待着儿子第一声呼唤

在草地和落叶上

在每一道真挚的目光上

我写下生活的诗

这普普通通的愿望

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

一生中

我曾多次撒谎

却始终诚实地遵守着

一个儿时的诺言

因此，那与孩子的心

不能相容的世界

再也没有饶恕过我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没有别的选择

在我倒下的地方

将会有另一个人站起

我的肩上是风

风上是闪烁的星群

也许有一天

太阳变成了萎缩的花环

垂放在

每一个不朽的战士

森林般生长的墓碑前

乌鸦，这夜的碎片

纷纷扬扬

北岛（原名赵振开）《结局或开始》

传说郭路生的女朋友是赛福鼎的女儿赛莎莎，但二人并未修成正果。《相信未来》中那两句“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据说就是关乎这段恋情的。

树臣也写诗，他写的好。他还在笔记本上写下常见的同韵字，他做什么是都认真。

存诚有同学某，也是学法语的。文革中没事儿几个人有些交往。某的女朋友叫立灵，立灵的父亲原是某民主党派的高层，被冲击后她便居无定所，不知落脚何处。某找到我，想让我把她带到堡尔村插队，我有个要命的优缺点就是不会拒绝，就答应试试。立灵与我们一起回了山西，到县里假称立灵是一鸣的女朋友，也就在村里落了户。

立灵唱歌很好。她曾在山东认识一位作曲家叫萧XX，她与萧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交往，萧曾为立灵写过好几首歌。萧的歌优美抒情，我们都很喜欢，很快就都会唱了。其中一首歌后来流传非常广，歌当时没有名字，由于歌词第一句是“条条锁链锁住了我”，后来就有人把歌叫《锁链》了。铁珠的同学慈声到堡尔来，将歌带回到雁北，听说有个女同学一遍遍唱，边唱边哭。

忽然想起慈声讲她们那帮女一中同学，嘲笑她们生产队长龅牙，把《含苞欲放的花》改词，唱成“你含苞欲放的嘴，一旦盛开更饱人”，这件事，听着都很开心。实际上，知青当时最主要的抒发情感方式大约就是唱歌了。

几位朋友经常在我的小屋相聚，有铁珠、逊白、立灵、宝琛、宝琛的女友美颂、一鸣，还有暂住在我这里的李伟，大家经常一起唱歌特别爱唱萧的《小松树》《明湖的水》等等。大家戏称我们自己是小松树俱乐部。

回北京后，我与立灵断了联系，她后来的情况不很清楚。她是个活跃人物，听说后来参与到《今天》杂志事情上去了。《今天》是北岛、黄锐他们办的，西单民主墙时的重要民间出版物。

写下《小松树》的歌词，纪念我们永远逝去的青春岁月：

傍晚的天空飞着金色的霞光

瑟瑟的秋风多么凉爽

亲爱的朋友坐在山坡上

小松树在为我们站岗

小松树啊你可曾听见

我们的心在纵情歌唱

亲爱的朋友我的好兄弟

愿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

铁珠也爱唱歌。我的衣服都是她给洗，她一边洗衣服一边唱歌。

14．何处不相逢

1970年底我去绛县修铁路，由于表现不错，回来便被派去修王峪口水库，担任民工团副团长，负责宣传工作。王裕口离堡尔村不太远，那里有一条山谷，每到汛期会有山洪冲下来。下面就是运城盐池，山洪会对盐池造成破坏。水库就是为此而建，据说建水库的钱也是盐池掏的。修水库动员了全县力量，光是民工团长副团长就有15个，除了我，其他都是各公社的主管副主任。团领导集中住在一间很大的房子里，专门有厨师做饭。记得一次是买了一只羊杀了吃了，羊肚子里还有未出生的小羊羔。

我就是画画写写，比修铁路轻松多了。我懂得了怎么修水库，也想象着水库蓄满水的样子，但很快我生病回了北京，再也没回夏县。如果回去，一定要看看王峪口水库。

听说水库修好就淹死人了。

每天晚上，团长们都会坐在炕上聊天。记得县北某公社主任讲他们那里的怪事：有个19岁的小伙娶了个寡妇，那寡妇41岁了，比小伙他爸妈岁数都大。当地小娃家起哄：“锵锵嘁锵嘁，十九娶一位四十一。”这用当地话说很押韵很好听。不过，二人婚后生活没几年，小伙看上去比媳妇都老了。

那次去绛县修铁路，薛庄的建民也去了。他是原来二五班的，很外向、很爱交往的一个人。戴一副黑框近视镜，与当时来访的尼泊尔首相比兰德拉有些相像，这让他很高兴。修铁路有附近各县的民工，知青也不少。有两个天津女孩长得很漂亮，建民很快就跟她们认识了。两个女孩住在农民宅院的一间耳房里，建民经常在晚上过去聊天，有一天叫着我也过去了。刚坐下，忽然闯进一帮人，说话操着天津口音，不由分说就把建民拉到院里一顿暴揍，说是竟敢玩我们天津女孩。打完那些人就都跑了，我把建民扶起，赶紧找到民工指挥部，指挥部让我帮着把建民送到县医院，并让我留下来陪护。好在除了眼睛肿得看不见东西之外没什么更厉害的伤。建民住了一个月的院，我也陪护了一个月。

那些打人的是天津知青，海河边上练石锁的。听说都进了公安局。我问过其中一个天津女孩，她们与那些人并不认识。

绛县医院住院部有二、三十间病房，每间房住两个病人，陪护的人也在病房里住。医院有食堂，病人和家属都可以在食堂吃饭。但农民一般吃不起食堂，家属都自己做饭。在医院大院子的东墙墙根，有一溜十几个病人自家垒的小灶，每天各家就在自己的小灶给病人做饭。

我和建民在食堂吃饭，饭钱由民工指挥部支付。食堂的饭菜很好，也不是很贵。那个做饭的厨师是个年轻小伙，体格很好的样子，但脸色很差。原来他隔一段时间就在医院里卖一次血，我见过，好像每次能卖20元。别人说，他是食堂做饭的，卖完血能补上。

绛县县城里有一座监狱，大门退缩很深，有持枪岗哨。这就是俗称的县大狱。听绛县人讲，有个你们北京知青是搞写作的，非要到监狱里体验生活，故意犯了点法进去了。

在绛县时到县文化馆去转，见到一个知青模样的人在画油画，一攀谈才知他也是北京知青而且也是高二。他叫杨悠明，是被抽调到县文化馆搞宣传的，每天画画。我在医院看护时间比较富余，于是几乎每天都到他那里。他是大画家董希文的外甥，画画算家学了。文化馆馆长非常好，听说我也画点画，对我非常欢迎，还送给我十支碳铅笔和几份画报。

杨悠明现在是有一定名气的画家了，是带研究生的大学教授。我从绛县回来就与他断了联系。1985年左右，我在北京美协开办的艺术家画廊兼职，正好碰到他送作品参展，遂又见面。也算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吧。

有一次我和宝琛、树臣，好像还有令典去平陆茅津渡送人，回来时没车了，便在长途车站睡了一宿。候车室里有长椅，但臭虫咬得根本不能睡。我是把一捆竹帘子卷在身上在地上胡乱睡了一觉，别人怎么睡的我忘了。天亮以后，车站门前有卖早点的，烧饼夹肉，我们一人买了一个。我饿了，上来几口就吃了一半儿，不知是谁发现肉里有蛆，很小但很多。当时就去找卖烧饼的人理论，全退了，就连我吃了一半的也退了。虽然心里非常恶心，但那香味还是让我不舍。

我仔细看了看，肉是好的，是后来浇上的酱油里面有蛆。记得我去庙前供销社，那里卖酱油的是用纱网篦子把蛆条篦出再卖的。酱油里有蛆应属正常现象。还有，当地人做醋，柿子醋，不好吃，颜色就像淘米水。我们到老乡家要，打开醋缸一看，表面一层白醭，缸边上全是灰白色的小飞虫。

那里人爱说一些顺口溜。比如刚到村里，小娃见了我们会一起说：“大学生，遗额一位纪念章。”二队有个女娃是个憨憨，两筒鼻涕，叫香钏，她只是囫囵着说“大学生，遗额纪念章”。老乡还说我们是“皮底鞋（hài）,嘎滴嘎。”所谓皮底鞋不过塑料底鞋而已。

村里还有个顺口溜：“四大家、八小家，二十四家匀和家。”这是说村里早先的生态。村里的姓氏主要是四大姓，杨、赵、姜，还有一个我就不太清楚了。还有些杂姓，比如武、张、闫、卫、郑、孔等，其中杨姓最大，唯一的一家地主好像就是杨姓。

还有些外来户河南人，村里人叫他们河南旦。也有些四川女人，是逃荒嫁过来的。我记得六队有一位，跟任何人都不说话。传说当年50斤全国粮票就能换回一个四川大姑娘。

四队牲口棚很大很干净，它一侧是骡马一侧是牛，加起来有十几头吧。骡子马很少卧下，好像总是站着。而牛则喜欢卧，在那里不紧不慢地倒嚼。它们的饲养员喜欢写字，他在牲口棚门框上写了幅对联：路往忠字上走；血往忠字上流。

牲口棚里很暗，从门口往里看，马的眼睛发绿光，牛的眼睛发红光，宝石似的很好看。小时候家里养过两只猫，大老黄发红光，大老黑发绿光。

队里大宗的口粮是红薯，每年每人都会分三、四百斤。红薯是要放在窖里的，窖就是像井一样垂直挖到地底下大约两丈深处，然后再横着挖几个穴。天宝他爹让给我一个穴，我就学着把红薯一筐一筐系到底下，再小心地一块一块把红薯码整齐。最关键的是红薯不能有外伤，否则会烂，而且会把全窖红薯都传染上。红薯好吃，除了煮着吃，还可以做红薯米汤，还可以到县城附近村粉坊里换粉条吃。中国这个地方实在神奇。红薯、玉米都是外来物种，一经引进都成了最大宗。好像棉花也是。

我刚到村里，先是在四队，有一次队里搞忆苦教育，不知怎么跑了题，都开始回忆起三年祸害时候的事了。副队长讲他当年如何到地里偷玉米，玉米棒子藏在裤裆里，把腿都磨破了。还有个老婆讲她偷棉花，裤子里塞满棉花只能一步一步蹭着走。整个会场笑声一片。

我有一本《农村医疗卫生手册》，根据这本书，我就胡乱弄起了针灸。针是朋友送的，消毒就用普通的白酒，乡亲们有个头疼腿疼我就试着给治治。扎了几十人次了，好像还有些效果，但有一次队长头疼，我一扎，他脸色变得惨白，半天才缓过来。原来是晕针，把我吓坏了，从此我不敢再扎。我把中医中药在一定程度上看作安慰剂（placebo），我在一篇名为《安慰剂》的文章中说：当年我插队的时候，农村正在推广合作医疗，用赤脚医生、银针草药，“安慰”了贫下中农。

我有一台很高档的半导体收音机，是李伟带来的。那几乎是我们信息的重要来源。某日外出时，锁在屋中的收音机却被人偷了。老乡说看见别村的一位常来的知青曾卸下门板进到屋中。我到那村去找，人说是那人刚从北京回村就又回北京了。这一情况几乎把案件坐实。后来我也回到北京，与树臣一起找到那位同学家。那位同学表情略显尴尬，树臣则一言不发，只是厉目瞪着那“嫌犯”，空气异常紧张。反倒是我怕万一冤枉了好人，便找个借口，叫上树臣出来了。当时情景令人难忘。树臣目眦尽裂，后来其做法官，岂非天意？

1971年夏天某日，吃完晚饭，我和妹妹铁珠以及逊白一起到村外水塘游泳。那晚没有月亮，星星显得格外明亮。在回来的路上，我们忽然发现头顶有一个不知什么东西一边转动一边发光，光是青白色的，比最亮的星星亮很多，是一个很小的光点，它顺时针旋转，拖着散开大约有一圈半的样子的光尾，像小时候过年玩的一种叫“滴滴芯儿”的花甩起来的样子。整个旋转的平面如碟状，大小接近月亮，以三维坐标描述，大约是（-1.2.2），转动速率大约为每秒一周，一边转一边向西北也就是太阳落山方向飞去，没有任何声响。大约五分钟左右，就从我们刚发现时的头顶偏西一点的位置一直飞到天边不见了。

农村的天空很清澈，我是到那里才知道原来天上星星是这么多。我曾看到过非常多的流星，但像这样一种奇怪飞行物——如此神奇、如此明亮、如此高、如此静的巨大存在，完全把我震惊了，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与敬畏让我在夏夜中发抖，这究竟是什么？

没过几天，天刚黑的样子，一位村民（冲山）跑来告诉我，那个东西又出现了。我赶忙跑到院子里，看到的与那天见到的一样，但不是一个是两个。两个一前一后稍有错开，一如战斗机的长机和僚机，后面偏左的略小一些，还是同一个方向同一个速度，消失在西北方的天边。

这一景象村里很多人都见到了，还有人在10里外的县城也见到。根据县城回来人的描述，方位与我看到的完全一致。县城在村子正北，从几何上将其当作一条底边，以夹角大致推断飞行物的高度，应该是极高。且它的亮度颜色犹如电弧，因此温度也肯定极高（或是某种冷光？）。它的速度也不是人造飞行器所能达到的……虽然想了很多，但怎么也弄不明白它到底是什么。当时我还画了一张油画，可惜画没留下来。后来回到北京，看到《飞碟探索》杂志里，包括湖北到山西、陕西一带，都有人回忆在那一段时间里如我所见。又听新闻里描述新疆发现的UFO，好像也很相像。五十年了，我虽然没忘，但很少有时间去想，只是有时我会骄傲地觉得，UFO，我真的见过。

地里有田鼠，它们会在洞里藏上好多粮食。我见老乡挖到田鼠窝，一下子挖出好几十斤豆子，但豆子全都泡发了。老乡没带口袋，便把裤子脱下，把裤腿扎好，再把豆子装进裤腿里，就像褡裢一样背在肩上。我问这还能吃么，老乡说耗子嘴都含过了怎么吃？喂猪。

我在村里看过一本书，好像是高三年级SRM的，法国人弗拉马利翁的《大众天文学》，非常好的一本天文学普及读物。我在我的《名人与图书馆》中曾经这样写：记得大约四十年前我在山西插队时，曾经借到过一本法国人弗拉马利翁写的《大众天文学》，其中关于托勒密天体运行体系的描述给我留下强烈印象，并似乎让我明白了人类是如何以自己的聪明智慧，艰难、曲折而又坚定地逼近真理。

记得有一次我到山上去找个人，路过一个小山村，当时又渴又饿，正巧碰到几人像是知青，一问果然，还是北京的，于是便被他们邀请到他们那里坐。几个人炒了一大锅胡萝卜，又热了一些凉馍，一起吃。我原来是不吃胡萝卜的，但那顿胡萝卜却很好吃。大家吃完坐在一起聊天，他们几个特别觉得插队是毛主席一个非常伟大的战略部署，是用知识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最有高瞻远瞩的决定并一定会对中国的前途和世界革命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他们是些是初中生，很可爱，很可怜，也很可笑。一群充满使命感的孩子，忘了他们是北京哪个学校的了，也忘了他们是哪个村的。

15．回京之路

1973年左右，县里民政局知青办的两名干部到北京来了，一些得到消息的北京知青，便到他们入住的旅馆探望。我也去了，但根本搭不上话。我见那里有一个女同学跟他们挺熟，便偷偷问她一些情况。她便把那两位干部的身份、姓名以及此行目的透露给了我。原来他们就是来办理病、困退的。那个同学说她并不办病、困退，只是跟知青办熟，到这来玩的。我把我的病情和家境跟她一说，她说看来你也没钱请他们吃饭或送礼，跟其他一些知青的家里没法比，便给我出主意说，你不会照相吗，你母亲不是在北海公园上班吗，干脆安排他们去趟北海公园照照相。那时的北海公园已经很长时间不对外开放了，中央文革小组在里面办公。于是我便请母亲向公园申请，得到允许便请那两位去了，那位女同学也一同去了。公园里根本没人，我们先在北岸，九龙壁、五龙亭照相。忽然过来一位骑着自行车的人对我们说，先别到琼岛那边去，聂帅在那边钓鱼呢。一句话唬得两位干部张大了嘴巴。后来去了濠濮涧，最后去了琼岛，出来后又去了天安门。他们玩的很高兴，只有我心里十分不安。那时照相是用胶卷，照好照坏当时不知道，万一照坏了就全白费了。冲洗出来还不错，我又给他们放大。我自己会放大，花钱不多。当然，我的病退也就很快批下来了。想起来了，那位女同学名叫王凤仪，宣武区某校的初三学生，家住虎坊路那边。

图片图片：我终于想方设法回到了北京

知青要回北京主要有两种方式，病退和困退。不想由此生成了很多作假方法，特别是病退。听说有用勾脚尖或吃麻黄素提升血压的，有在尿里滴血或鸡蛋清伪装肾炎的，有在后背贴小片锡纸冒充肺部阴影的，不一而足。当然有门路的人可以参军或上大学，清华北大也不在话下。

北京天津虽然离得非常近，但在很多方面迥然相异，比如病退、困退，他们叫选调。

我的感觉中，天津是最平民化、最自得其乐的城市。

我在村里很少到别村去，到我这里来的倒是有一些：临猗的存诚，永济的宝健。克平他说也来过，我怎么竟记不起来了。还有铁珠女一中的同学，大同插队的慈声。运城插队的Shuping，等等。临汾武斗的那段时间，县里知青要回北京都要走河南三门峡，也都要从庙前坐汽车到平陆茅津渡，所以我那里会时常有人找上门来吃饭借宿。记得有刘会远、李小平等人。这些人我事先并不认识，都是有人介绍而来，要是在宋朝，我这就是上梁山的接待站了。

堡尔村就在中条山的西麓，往东就全是大山了。刚到那边时见到过一幅全县地图，上面标明山里有成片的原始森林。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发现。方方、核心两人决定进原始森林冒险，准备了手电、刀具、绳索、干粮、水壶、打火机等一干必需品就要上山了，不知何故未能成行。我和树臣倒是从史家的山沟往上爬了一段，山沟里全是巨石，有溪水从石头之间流下，隔不远会形成一个小水潭。水潭不大，一般只能躺下一个人，想着如果夏天最热的时候，躺在清凉的水潭中当为美事。山中十分安静，倒是时有鸟鸣。我们发现了一对石鸡，麻灰色，跟岩石的颜色一样。它们比家鸡要大些，肥胖，笨拙，应该很容易捉到似的。于是我们二人便奋力追了上去。两只鸡并不飞，只是分头跑，我们便分头追。它们虽然散开，但都是往山上跑，一边跑还咕咕叫着互相关照。好多时候好像都要抓到了，但它们都躲开了。后来它们跑到了很高很高的山脊上，我们也追到了，但它俩忽然张开翅膀，啪啪啪啪飞回谷底去了，剩下我俩站在山脊上喘气。

还有一次我和李伟从一队那里往山上爬，走到高处就根本没有路了。我见到崖边有一棵小树，小树上有个老鸹窝。窝很低，还没我身高。我终于可以接近老鸹窝了，便近前看了看，窝里什么都没有，除了树枝也就有几根干草，更没有令人期待的鸟雏或鸟蛋。我一直看不起老鸹窝，觉得就是破树枝子随便弄弄。但我试着用手去挪它，根本挪不动，又试着随便拆下一根树枝，也动不了。我服气了。小时候姥姥给我讲过乌鸦反哺的故事，我一直很喜欢乌鸦，这回见到它们筑巢的超高技艺，有了对它们更多的敬重。

1970年左右，在县城偶遇一北京青年李某，他并非知青，好像是个林业单位到这边实习的。回北京后，我的工作单位与他的工作单位相邻，遂又与他有了些交往，好像还一起吃过饭。但很快就听别人说他出事了，原来是他在夏县时曾交过女友，结没结婚不知道。回北京后便将女友抛弃，自己又娶妻生子。几年后，女友找到他要与他见面，他赶到约好的一家饭馆，俩人一起吃饭。他上厕所时，那女子将准备好的毒药倒进他的酒杯，他喝了后就趴在了桌子上，死了。这个案件很快就破了，案件的长篇报道也登在当时的法制杂志上。至于他们二人恩怨何以至此，旁人无从知晓。不过，那烈性的夏县女子是应该写进县志的。

文革中流行一种三角刮刀，是工厂中常见的工具。它的形状类似于军刺，有三条很深的血槽，应该说是一种比匕首还厉害的武器。我插队前，有个朋友送了我一把，说是可以防身用，我就把它带到了山西，放在我桌子上的笔筒里。我的屋子一般是不上锁的，朋友们来去无碍。后来有一天县公安局找我，让我交代私藏凶器的事，我茫然不知。警察把那只刮刀拿给我看，我才明白，不知何人将我给举报了。但究竟何人偷拿了我的刮刀又上交上去的呢？我不知道，都是朋友和同学，我不肯深猜。算了。好在事情并没闹大，回村后我也谁都没说，想那举报我的人一定有些失望。

告密本是中国人生活中的一种常态。领教了。

那边的房子是梁柱结构，墙是那种“干打垒”。房子比较高，上面还会有装杂物的阁楼。“干打垒”就是用两组碗口粗的树干扎成两尺来高的槽，在槽中填满半干的黄土，几个人在上面夯实。夯实后再架高，再填土夯实，一直到需要的高度。我手头有一本日本人1940年写的《山西古迹志》，其中有几张照片就是运城地区的干打垒，书中称之为“版筑”（编者注：应是板筑，相传晋南付说为板筑发明者，李白有诗《冬夜醉宿龙门觉起言志》诗:傅说板筑臣,李斯鹰犬人）。

图片：晋南板筑及工具石杵

这样的墙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墙角底座比较宽，第二外墙不平，有树干留下的横条纹。屋子一般是三间，中间开门，左边是炕，中间和右边之间没有隔断。炕是密封的，中间有门，门上有个布帘。阁楼就在炕的顶上。炕边角上有个灶台，烟是从炕下边的烟道通到屋顶一侧的烟囱出去的。冬天每天做饭烧火会把炕烧热，睡下时比较舒服。炕比较大，横竖都能睡。

我也睡过一次窑洞，那是在山上其复燕生那里。后来在绛县修铁路，我没住窑洞，住在窑洞前面的一间小房里。窑洞有时是很危险的，一次雨后，屋外传来巨大的声响还有剧烈的震动，原来是窑洞立面的山体整个塌了下来，土块堆到了我住的屋后。我和赶来的村民一起刨土救窑洞里的人，幸好洞里没人，只是立在窑洞前的一辆平车压得粉碎。想起来后怕。

冬闲的确十分清闲，吃喝玩乐都集中在这段时间，婚嫁也集中在此。这里结婚没有汽车也没有花轿，只有一长串的自行车队，车上驮着嫁妆，其中最主要的嫁妆就是棉被，好像一辈子都用不完的棉被。

新房是要糊花纸的。花纸就是专门裱糊用的纸，每张八开大小，颜色多为红色碎花，很喜兴。顶棚墙围都要糊，有专门的裱糊匠来做这事。新房的炕周围还有墙围子，那是要画的，画些花花草草，也是吉祥喜庆的意思。我因为会画点儿画，村里一个裱糊匠想让我跟他一起去画墙围子挣钱，可那年因我要回北京而作罢。那边还兴画中堂老虎。我小时候妈妈给我买过一本赫尔托格伦的《动物画技法》，里面的老虎我临摹过。一次我给一家画了只老虎，我自己觉得不错，但好像当地人很困惑，说分不清是上山虎还是下山虎。看来他们并不太喜欢，果然就没什么人找我画虎了。我见过他们画，是用香头做炭笔打稿，然后用毛笔画，虽然根本不像虎，但憨态可掬，很可爱。

那边还兴一种花鸟字写的对联。这主要是在集市上现写现卖。写字的人用两三寸左右的板刷，在板刷的不同部位沾上不同颜色，用板刷在纸上拧着转着写，又是花鸟又是字，全幅又是对联，挺有意思。当地人很喜欢，裱好了挂在中堂或拿来送人。前两年宝军还送给我一幅呢。

16．回望夏县

传说中，夏县是以曾为夏都而名，算起来还是华夏第一都呢。原名安邑，战国时亦曾为魏国首都。北魏孝文帝时于安邑迤东15里建城，即现在夏县城址，始称夏。

三国李傕、郭汜之乱时，献帝曾落难于安邑。国舅董承谓之曰：“安邑乃小地面，如何容得车驾……”——《三国演义》

现在的安邑属运城，南同蒲铁路那里有一站。1970年一次送逊白和小平到安邑车站，她们要乘夜车到雁北同学那里。那天夜里天空晴朗，满天都是星星，时不时会有流星划过。有个流星非常亮，它划过的天空隐隐约约有些白色云雾的痕迹，很长时间才散尽。是真的云雾还是视觉停留？不知道。

后半夜是在安邑站候车室长椅子上睡的，屋子里烧着火炉，很热。椅子上也没有臭虫，但更可怕的，是发觉身上长虱子了。虱子在文革中曾经大流行，被称作“革命串联虫”。历史上也曾流行过，还有扪虱而谈的风流故事。我也别扪虱而谈了，赶紧回去洗澡煮衣服吧。

安邑有一座古塔，据说始建于隋，原名舍利塔，北宋时依塔建太平兴国寺，塔改称太平兴国寺塔。从运城到庙前的路上都会看到这座塔，塔身灰黑，自上而下裂了一道很深很深的口子，就像是鳄鱼朝着天上张开了嘴。当时不知道它都有一千三百年了，只觉得它很快就会塌。我并不觉得心疼，这些年人们毁掉了多少有价值的物件，心疼得过来吗？

图片：安邑古塔，北宋重修，称“太平兴国寺塔”

听说前些年把塔修复了，还成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要拿它挣钱了吧。

在《山西古迹志》的照片中，1940年的安邑塔即如我当时所见，30年好像并无变化。不过旁边两层楼的藏经阁好像不见了。

夏县有一条涑水河，源头在绛县、垣曲交界的历山，流经绛县、闻喜、夏县、运城、临猗、永济，入黄河。而历山就是传说中舜帝的耕作之地。总体看来，尧在临汾，舜在历山，禹（启）在夏县，这里果然是华夏发祥之地。

我一直不明白什么叫上下五千年，怎么算的？一万年还是五千年上下？记得历史老师强调，公元前841年（共和元年）是有确切纪年的开始，到如今也就3000年。如果是5000年，那尧舜禹夏商周就必须都算上，而尧舜禹就集中在晋南一隅。

涑水河畔有个地方叫水头，是我们到夏县的第一站。那里有过一位名人，就是撰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司马光，北宋文学家、政治家、史学家，死后追赠温国公。因家临涑水而被人称涑水先生。他砸缸救人的故事人人尽知，不过此事应不会发生在这里。司马光生在河南，小时随父亲常年在外。自己做官也在陕西、四川、苏州、东京等地，他是死后葬在家族墓地的。现在梁家庄有司马温公祠。

司马光墓有苏东坡书丹碑文。碑是上世纪70年代发现的，已经破碎。我曾经想写篇文章，题目就叫《坟是用来刨的》，收集的素材很多了或是说太多了，这两年再去夏县看看司马光墓被刨过没有。听说刨过了。

图片：司马光墓，位于夏县城北15公里的鸣条冈

夏县还有些古代名人，比如养蚕的嫘祖（编者注：嫘祖lei，也写作傫祖、雷祖或累祖，史前社会传说人物之一，发明养蚕，相传为西陵氏之女，轩辕黄帝的元妃）、书法家卫夫人等等。还有一位名气更大，介子推（编者注：介子推可能缘于民间传说，“相比于地域性推崇追捧，历史学家要冷静许多，多数学者并不认为介子推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其传说附会与自周代而起的禁火、古代改火乃至祈雨习俗亦有诸多关联”，前述摘自拙作《清明，一个人与一座山》），裴介人。

庙前西面有个大吕公社，紧挨着。现在叫裴介镇。据说裴介村有裴、介两大姓，后来由于介姓名气过大，裴姓便迁居到北面闻喜境内，但裴介村的村名并没改。我挑担卖西瓜有时到那边，根本不知道什么介子推，只记得有个西浒村，村名很特别。

介子推是春秋时人，是追随晋国公子重耳逃亡的扈从之一。一次断粮，众人觅食无着，介子推竟背着众人割下自己大腿上的一块肉，做羹献与重耳。后来重耳终于回国夺回王位，在封赏群臣之时竟漏掉了介子推，于是介子推携母隐居绵山去了。而当重耳（晋文公）想起介子推时，便派人去绵山宣召，但介子推拒不奉诏。恼怒之下，晋文公下令放火烧山，想逼介子推出山。不想介子推却宁可烧死也不从命。据说介休就是介子推的死难之地，离夏县并不近。这样对待介子推，算是变相的赶尽杀绝吧。

介子推与屈原一样，以自己的死为后人留下节日，一个清明，一个端午。一个死于火，一个死于水。不过，法定假日是一样的。

由于裴介出了个介子推，使得这个村子远近闻名。传说同村的裴姓人心中有些不快，便往北迁至100里开外的闻喜县礼元镇裴柏村。

据《闻喜县志》载：汉元鼎六年，武帝刘彻巡幸缑氏，途经左邑桐乡，闻南越破，喜，遂改桐乡为闻喜。这就是说，闻喜县的这个名字是汉武帝命名的。1958年，夏县曾与闻喜合并，统称闻喜县。1961年仍分为闻喜、夏县两县。

裴姓家族在闻喜得到无可匹敌的发达。金代《裴氏家谱》中这样说：（家族）“自秦汉以来，历六朝而盛，至隋唐而盛极，五代以后，余芳犹存。在上下二千年间，豪杰俊迈，名卿贤相，摩肩接踵，辉耀前史，茂郁如林，代有伟人，彪炳史册。”据《裴氏世谱》统计，裴氏家族在历史上曾先后出过宰相59人，大将军59人，中书侍郎14人，尚书55人，封爵者164人……裴柏村是中国绝无仅有的“宰相村”。这些裴姓名人中，最出名的应该是唐代“事四朝，以全德始终”的名相裴度吧。

裴柏村有碑，上书“天下无二裴”，墙上大字也这么写。据说这句话是欧阳修说的。不过，这一裴姓真的是从夏县裴介村迁过去的么？

听说当年大跃进，裴家祖屋的房子都拆了烧火炼钢了。现在什么都复原，建成了旅游景点，票价八十五。

图片图片：山西闻喜中华宰相村“天下无二裴”

有说嫘祖是夏县人，这一下子把夏县历史推到“人文初祖”那儿去了。嫘祖是黄帝的妻子，是她发明了养蚕缫丝。但像几乎所有名人一样，他们的生地、死地都是乱成一锅的。除了夏县，她还出生在河南西平，四川盐亭，湖北宜昌，湖北远安，等等。这些似乎已经跟学术争论没关系，争钱而已。按照网上的说法，嫘祖“在此（夏县）植桑养蚕，开创丝路之源。”

丝绸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古代欧洲人曾经有些可笑想法，比如他们以为棉花是长在树上的树羊羊毛，还以为蚕丝也是树上长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他的《历史》一书中说，在世界的最东方“有种长在野生树上的毛，这种毛比羊身上的毛还要美丽，质量还要好。”罗马诗人维吉尔在他的《田园诗》中说：“赛里斯Serice人从他们那里的树叶上，采集了非常纤细的羊毛。” Serice是古代西方对中国的一种称谓，据说就是从“丝”的读音演变而来。

中国人称嫘祖为先蚕之神，历代祭祀不断。在北京的九坛八庙中就有先蚕坛。先蚕坛位于北海公园东北角，1949年起即被北海幼儿园占用。北海幼儿园是世界级的高档幼儿园，当年我有一位街坊许大爷就在园里烧锅炉。那年尼克松访华，上面觉得大爷形象欠佳，就临时将其锁在锅炉房里，反正时间也不太长。他是个30年代的老党员，曾是某开国上将的警卫员，由于不识字，实在干不了别的。为维护国家的形象完美，这点牺牲当然不在话下。况且就连那些阿姨们也换了，换成便装的女干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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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早些时候，偶然机会看到安育中先生写的回忆录《那山那湖》。因为写的是我插队的地方夏县，所以很有触动，回忆起当年的很多事情。也因此有了上面的这些文字。

安育中在史庄插队，那里就是司马光的故乡。安育中我见过，见过他代表知青打篮球，还在县广播中听到过他的播音，这次又看了他的书，算是很全面地知道了他。[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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