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番番春秋冬夏

昨日凌晨将近五点的样子，窗外突然电闪雷鸣，大雨磅礴。
我停下笔来，听着雨声肆虐。

矿医老郭给我微信，说是半夜3点老花发的：王健定格在6月11日。
老郭和老花是蚌医同学。

“王健定格在6月11日”很像是王健本人的话语风格，仿佛是他留下的最后一行诗。
和这个世界挥臂道别的最后一个手势。

我的心里顿时电闪雷鸣，大雨磅礴。

矿工报孙总编与韩梅姐证实了这个信息。
一时间我不知如何是好。
人在雨声中淹没。

必须要写点东西来送送他。
此生的相遇、相知就是我们曾经的青春碑文。
努力着写下一句：健哥，你带走了我一大块人生。
人便哽咽到无法继续。

他是那么生动、性情、嘹亮、分明的一个人啊。

往事一幕幕展开。

与淮北日报副刊老编们的熟悉，从创报一代的纵横老师开始，到王友根、刘宪法、王晓明挨着往下排。
后来与宪法、晓明除了文字联系，亦成了好朋友。
这大都源于健哥的架桥铺路。

淮北这地方人情重，有时你认识一个人能联上一大串。
早前的朋友关系没有多少复杂性，你敬我我敬你，一桌喝酒炸个雷子，脾性一对上，大家就都是好朋友。
没有多少利益纠葛，最多你到哪里办事情，有个熟人帮你前前后后的张罗着，就觉得极有面子了。

与健哥的关系比较特殊，他在安大上学时我们就认识。
他父亲在矿务局干校当校长，我同学马杰在那里当老师，就串上了健哥。
我们在干校最里面，马杰的平房小院，讨论时局，交流着彼此涉猎的新思想、新理论。

那时的健哥还不叫健哥，叫王健同学。

肤色白皙，性情狂傲，朗声快语，对朋友热忱。
在小城，出版诗集、散文册子，他是最早的几个人之一。

毕业后他分到日报社，我们来往更加频繁。
他娶了蚌医分过来，后来担任妇幼保健院副院长的老花当媳妇，我俩又多了层半个老乡的附加关系。

花院长是个能开玩笑的豁达人，见我们脸上就俩表情：不是开心笑就是嗔怒气哼哼。
我们隔两天就跑到健哥相山三号门前的居所聚一次。

我和健哥相遇于非常特殊的一九八零时代，当代中国前所未有的最具活力、最为朴素、思想解放最有质感的年代。
我们的思想和情感最初的底色是红色，与文革的血腥红迥然相异。
那色彩就是心头的一把火，点燃理想，易于激动，爱国心膨胀，把野心当事业心，任其勃勃生长。

后来有了市场经济里人人都热辣辣盯着的金色，“三观”混乱、六神无主的黑色，那红色也就跟着跑调了。
社会改变人的力量形状很奇特，它不是突如其来、势不可遏，而是慢慢渗透，滴水成冰。到你认了“谁混得好谁是哥”那样的调侃，随那潮流被推着走而身不由己，你的天然属性就会越来越少。

王健是个很诗性的文人，有一种透明的可爱。
说着部队里的那种普通话，声音洪亮底气足。高兴时笑出眉飞色舞，不快时冷若冰霜，横眉怒对。
“性情中人”四个字可褒可贬，可以当你是率真，也能暗讽你不讲究。
健哥的嘻嘻嘻、哈哈哈，或是勃然作色，其状貌皆可入画。

有一回他到一中找我，没来由的非要听我上一节课，我只好给他放到教室后面。
因为朋友在，那节课可能更投入些，没想到他竟听得落了泪，在后面泪汪汪的听完。
我那时还以为我的课如何感人，上得好感动了健哥；现在想，只是上课情境触发了他心里的一个柔软的点。
一个听课能听到泪奔的人，心中定然长满了诗句。

张旭书记主政团市委的那一段，团的工作特别活跃，各界青年聚集在市青联的周围。
文化艺术界，数闵祥德、徐立、王健最为活跃。
我和健哥是同一届的省青联委员。
十来个人中，有天天在广播里交代全省人民听天气预报的王宏代。
王健当选了全国青联委员。

那个时代真是轰轰烈烈，敢想敢干就能心想事成。
在合肥开省青联会，说好了我们一起去为同届委员杨明新的第一届省青歌赛助阵，谁知头晚老酒吃多，我们拉她打了大半夜的扑克牌。
第二天一早，助阵团成员一个不拉的呼呼大睡，直到杨明新用青歌赛一等奖的奖杯把我们一一砸醒。

小城的一位老领导有句名言，叫“牌品见人品”。
健哥则进一步发挥：“大玩丧志，小牌怡情”。
三十年前他就有这目光，常在河边怡情而一生不湿鞋。
他玩起来有个尺度，斗地主，打麻将，小玩到一定程度最终都在不痛不痒中散了场。

健哥有副好嗓门，唱歌不大拐弯，直直的上下。
后来加了些装饰音，知道用气声美化。
他最拿手“咱当兵的人”，还有西游记剧里的插曲“你挑担我牵马”那一段，他可以一杠子顶到最高音，白脸憋成红脸。
刘洪在淮海商场对门开“红安利”歌厅，只要健哥到，大厅就只听他的声音，一马路都跟着摇晃。

九十年代初淮北日报要搞周末版。
那时南方周末刚火，人气旺。健哥就有这个气魄，敢在中国北方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的小报上，策划着去拉“北方周末”这个旗杆。
想想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几乎是玩笑似的构想，不知自己几斤几两的要跟全国的媒体大牌逆着较劲，竟然就成为淮北日报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段历史。

健哥任《北方周末》创刊主编，麾下有黄岑、林敏、小赵、周严谨等做编辑；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熟悉了编辑部的这几个人。
周严谨宿州师专毕业又考了个硕士，外相极朴实，内里却十分灵秀。
他的这一特点在其后任广告部主任得以最大程度的施展。
我们一中用了好多年的“名校之旅从淮北一中开始”那句令人过目不忘的招生广告语，就是他在给我们第一次做整版广告策划案里坚持要用的。
那时我觉得这句话有点土，但你又说不出它土在哪里，就像周严谨本人。

年轻女编辑小赵外貌出众，爱打扮几乎成痴。
九十年代初她就敢不分时间、不分场合的戴那种欧美国家的淑女风情帽，其他配置跟不上，那帽子就显得风情得有些突兀。
林敏与赵相反，什么样华贵的衣服穿在她身上都叫朴素，一副近视镜架住了她温暖的吟吟的可爱笑意。称她大家闺秀有点矫情，她是纯天然的那种中国善良女人，性情柔和得就如冬日午后阳光。

在北方周末经常来往的欢快的人物还有王明韵，一个一阵风就能吹倒的年轻诗人，脸上闲不住的单纯的嬉皮笑脸，俏皮话、笑话成串的出。
他在刘一干办公室主任，矿上文明建设全国挂号，接待任务重，他能一手白酒、一手白水的撂倒一个俘虏一群的应酬。
他有一大毛病：失眠造成耳鸣、神经衰弱；他的诗里充满了对睡一个好觉的渴望。
皖北局皖北宾馆刚建好，他带我们到那里搞笔会。

我一生好交朋友，但说起纯粹的文友，也就不多的几个人。
后来明韵调去合肥编诗歌报，给我陆续寄了几次杂志后，我们就渐渐断了联系。
很多时候，不是朋友嫌贫爱富、爬高忘低；而是你自己，过不去朋友提升了以后的那个槛。
这种酸涩也是个人自尊很脆弱、佷敏感的一部分。

健哥和他们都不同，他是个荷尔蒙分泌不规常的人，不安分，好激动。
《北方周末》没整好几天，他突发奇想要搞选美，而且一竿子劲儿把上上下下都顺通了。

九十年代初也就是南方城市搞过选美，北京上海都没跟风呢，我们这个偏僻的小城，这几个根本不懂选美程序、技术环节的人，就膨胀到那种程度。
但选美发奖、请名流做评委需要钱这一点我们是清楚的，报社不会出钱，我们只好一家一家企业的跑，从当时很有名气的皖北铝业、滁州烟厂、红方集团，到下面的各个矿，王主编靠着新闻界的知名度，借助《北方周末》阵地，带着我们坐火车，蹭便车，实在不行拦拖拉机。
记得有一次跑矿上，我跟林敏坐敞篷货厢，虽然是大太阳天，12月的寒冷还是让我们有些发抖，抖抖嗦嗦的一路煎熬。

我们出去说是谈赞助其实就是喝酒，健哥原籍山东，有点酒量，林敏见酒就躲，黄岑和我呢虽是小酒量，跟着健哥死撑。
每次看到非常实在的黄岑，把自己喝吐几回才能将赞助谈下来，心里真不好受。

《北方周末》当时做得已经很有影响力，它显露出与传统纸媒不一样的面目，有大块的深度报道扣人心弦，也有紧贴百姓、市井的实况消息，文字讲求有劲、有趣。
那是报纸依然有固定受众群追捧的时代，一期一期的选美煽呼终于使其成为全市关注的话题；渐渐就有主动上门谈赞助的了，请托帮忙的也在不断的烦你，好像谁能选上指望我们就成。
学校里的老师再弄这个社会极其关注的事情越来越显得不靠谱，在万事俱备的时候，我跟健哥请辞。
甚至最后都没去选美大赛的现场以避嫌疑。

选美大赛是个节点，此前我们还搞搞笔会，文友小热闹一下；大赛风云经历了，心就野了。
再没搞过笔会。

小赵调走了，黄岑到合肥新安晚报去了，只有林敏还是老打老实的一付小报编辑模样，时不时的在各省杂志发点东西。

想起来这么多事情，眼前的画面却只有一幅：健哥有点酒意，抓着话筒唱《敢问路在何方》，最后一段高音就是他的亮色舒适区：“啦啦啦，一番番春秋冬夏，一场场酸甜苦辣，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最后的“路在脚下”，声音一直高亢着，钉在那里炫耀，带着他的欢笑，犹在眼前，犹在耳边……

健哥走了，带走了我的人生一大块。
实际上我的人生残缺从二三十年前我父母、二哥先后离开就已经开始断裂。
这就是天命，这就是自然。我们奈何不了它，但我们可以怀念它。

愿健哥天堂路上，仍有高歌遏云，仍是声情动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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