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江陶氏家族的来历

桃江县桃花江镇和浮邱山乡一带，散居着一些陶姓人家，他们的祖先都是清代中后期从安化小淹等地陆续迁来的。他们来此的目的，既不是经商，也不是开垦，而是为陶澍的庄园打理田产、管家护院的。

日迈月征，时代更替，陶家人迁徙之举成为了历史往事。当年，他们一共来了多少人？他们叫什么名字？他们与陶澍是什么关系？很多人并不清楚，就连一些陶姓后裔也不是很明白。2023年端午节三天假日，我们特意去了郊区鸣石滩陶虎臣先生的府上，仔细翻阅了《资江陶氏七续族谱》全谱。

1939年出版的《资江陶氏七续族谱》68册

陶氏先祖著名的有周司徒陶叔公、汉中尉开封愍侯、汉丞相夷侯、汉大司空文理公、吴扬武将军丹公、晋太尉长沙桓公、晋大鸿胪悼愍公、晋征士靖节先生、明三世祖庆源公、明六世祖逊庵公、明七世祖石城公、诰赠荣禄大夫兵部尚书文衡公、诰赠荣禄大夫太子少保寅亮公、敕祀乡贤荣禄大夫萸江公、诰授光禄大夫太子太保两江总督文毅公、奉政大夫石潭公、奉政大夫芑庭公、通奉大夫廉访衔四川观察少云等18人。

陶虎臣先生的先祖陶贤位，就是当年从安化小淹迁来的，据说还是陶澍的堂侄，亲得很。陶虎臣先生今年82岁，是陶贤位的五世孙。他家保存了一套《资江陶氏七续族谱》，是整个资江陶氏唯一完好不缺的民国老谱，十分难得。该《谱》的总纂陶思曾，字叔惠，是陶澍的嫡曾孙，晚清秀才，肄业长沙湖南时务学堂，是梁启超的及门弟子，后又留学日本东京法政大学，民国间先后担任湖南高等审判厅厅长、浙江高等检察厅检察长。《资江陶氏七续族谱》是陶思曾晚年最重要的著述之一，1939年印行，四年后陶思曾去世。

读谱所知，安化陶氏始迁祖陶昇，后唐同光元年（923）从江西吉州圳上迁益阳资江乡之小淹，“扩地居之，遂世其家”，因为当年还没有安化县，小淹属于益阳县资江乡，遂称为“资江陶氏”，陶昇被后人称之为“吉州公”。资江陶氏的一派祖为陶舜卿，生于元代大德二年（1298），卒于至正六年（1346）。陶舜卿是陶昇的第十三代孙，从陶昇到陶舜卿，有三百七十多年，期间资江陶氏家族的历史无详细的文字记载。陶舜卿传三世衍为民望、民彦、民端三大房，此时还是明代初年。安化陶氏有《世系歌》，即派语：汉代开封舍，晋侃历昇迁，卿荣宗仕玉，廷金谱始镌，守承惟祖志，崇孝必英贤，文应希世用，武克定邦宣，勋业期铭鼎，忠勤永继先，运昌才益备，泽厚绪长延，绍德经传远，永思福尔全。此《世系歌》“卿”字为一派祖，“守”字为第八派，“谱始镌”三字不为派语。陶澍是第十六派，为“英”字辈，陶位贤为“贤”字辈，陶虎臣先生为“世”字辈，第二十一派。

清代道光初年开始，陶澍在浮邱山下陆续购置了大量田地，并修建了桃花江别墅和庄园。为此，陶澍将部分陶姓宗亲从安化请来，为其管家护院、打理田庄，这些陶姓宗亲后来大部分在此落籍。我们细心查阅《资江陶氏七续族谱》，发现当年从安化迁到桃花江的陶姓先民共有十七户，分属民望和民端两房：

1.陶贤筏，字会亭，生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道光间携子文学由小淹陶家溪迁益阳县九里（今属桃江县）桃花江之小山湾，卒于咸丰元年（1851），归葬安化小淹陶家湾。其子陶文学，字敏斋，生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太学生，卒于1913年。

2.陶英秀，原名陶沛，字伯章，号兰亭，生于乾隆十年（1769），道光间由安化小淹陶家溪携子贤梓、贤柜兄弟，迁益阳县九里（今属桃江县）桃花江桥湾，没于咸丰四年（1854），葬浮邱山张家冲，例授登仕郎。

3.陶英湿，字仲章，生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道光、咸丰间由安化小淹陶家溪携子贤梓、贤柜兄弟，迁益阳县九里（今属桃江县）桃花江桥湾。

4，陶贤位，又名陶储，号巨亭，生于嘉庆十九年（1814），道光间由安化小淹陶家溪，携子文燡兄弟迁九里桃花江鸣石滩，卒于光绪十一年（1885），葬沙田湾关龙桥。

5.陶贤佖，字汉廷，生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道光间由安化小淹陶家溪，携子文耀兄弟迁益阳县九里（今属桃江县）桃花江李家桥，卒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葬双江回龙湾。

6.陶贤优，字正亭，生于道光三年（1823），道光间由安化小淹陶家溪，携子文道兄弟迁九里桃花江宝塔石，卒于同治三年（1864），葬鸣石滩九房冲。其子陶文道，字荣彩，生于道光二十三年（1823），光绪间随左宗棠西征甘肃，钦加五品衔，署理甘肃府经历，卒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葬雷公岩。

7.陶贤俊，字良亭，生于嘉庆二十年（1815），道光间携子文蔚由安化小淹陶家溪迁益阳县八里（今属桃江县）桃花江锺家冲，卒于光绪十五年（1889），葬锺家冲。

8.陶英润，字玉光，由安化小淹陶家溪，携子彬贤兄弟迁九里桃花江金柳桥黄家湾，陶英润生于乾隆九年（1744），卒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葬黄家湾。

9.陶应奎，字斗垣，号仙槎，生于道光十八年（1838），同治间由小淹陶家溪迁浮邱山沙田湾，卒于1927年，葬沙田湾。

以上九户，与陶澍都属民望房裔孙，有共同支祖陶鋂（子联公），其中陶英润与陶澍最亲，共曾祖父陶崇雅（文衡公）；陶英秀、陶贤位、陶贤俊与陶澍也在五代之内。

另有七个户来自安化梅城、柳林、九渡水等地，他们与陶澍不是一个支祖，是民端房的裔孙。虽然姓陶，却是远亲。

10.陶林贤，字竹友，号桂山，生于嘉庆三年（1798），道光十六年（1836）随母蒋氏由安化九渡水陶家台迁益阳九里（今属桃江县）井田坊陈家湾习家老屋，卒于同治七年（1862），葬浮邱山金牌冲。随母而来有果贤、楷贤、杜贤兄弟。果贤字仲勇，生于嘉庆十七年（1812），卒于咸丰四年（1856），葬浮邱山西峰寺。楷贤字正书，生于嘉庆二十年（1815），卒于光绪十四年（1888），葬西峰寺。杜贤字若甫，生于嘉庆十八年（1818），卒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葬西峰寺。

11.陶英魁，字经五，生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道光十六年（1836）由安化横溪携妻子迁益阳县九里（今属桃江县）井田坊陈家湾习家老屋，卒于咸丰二年（1852），归葬安化老家。其子陶李贤，字少白，留居桃江九里鸣石滩，后裔居桃江双江乡等地。陶李贤生于道光三年（1823），卒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葬鸣石滩九房冲。

12.陶英高，字陞朝，号心田，生于嘉庆三年（1798），由安化柳林竹林湾携子孙迁益阳九里（今属桃江县），卒于同治十年（1871），葬双江裴家冲。

13.陶贤宪，字辅周，号嵩生，生于嘉庆十八年（1813），道光年间由安化柳林竹林湾携母及诸弟贤章（字佐周）、贤遴（字伊周）、贤选（字成周）及妻子迁益阳十里（今属桃江县）河坪，卒于同治十三年（1874），葬河坪油匠冲。

14.陶应赐，字柏山，生于道光三十年（1850），同治间随父陶文珮（字玉章）由安化城东迁九里沙田湾，卒光绪二十七年（1901），葬益阳九里（今属桃江县）浮邱山峡山口。

15.陶贤德，字克明，生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道光年间由安化柳林竹林湾携子迁浮邱山白云庵，卒于咸丰十年（1861），葬益阳县十里（今属桃江县）杨兴塘。

16.陶贤玉，字宝珍，生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道光间奉母魏氏迁益阳县九里（今属桃江县）石壁仑，卒于同治九年（1870），葬石壁仑。

17.陶㷪，字清上，号玉轩，《谱》名文珏，生于嘉庆八年（1796），由俊秀援例授从九品职候补，道光九年（1829）自安化梅城迁桃花江，道光二十三年（1843）徙居河塘，咸丰四年（1854）徙居高桥仙峰仑，卒于光绪六年（1880），葬于益阳县十四里岩子潭。陶㷪曾经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出资为江苏江都县办理地方团练，“议叙六品职衔、候选州同、例授承德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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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共计十七户陶姓宗亲，最后落业在桃花江别墅周围半径约五至八华里的范围内，对桃花江别墅形成拱卫之势，距桃花江别墅最远的是“十里河坪”，今属牛田镇。道光年间，陶澍购得桃花江花桥黄姓宅院，作为其父亲陶必铨的家庙，即纪念堂，称为“乡贤公”。乡贤公一度成为桃江陶氏宗亲的公共场所，相当于宗祠。但作为地名，“乡贤公”沿用至今。清代末年，桃江陶氏修建宗祠于桃花江市之翰林街，地近东林寺和居士巷。民国间，陶氏宗祠内曾创办“桃花江陶氏族学”。上世纪五十年代，因修建桃江县人民医院，拆掉了陶氏宗祠、老戏台和东林寺等老建筑。

上述十七户陶氏宗亲，论辈分或是陶澍的平辈，或是晚辈，没有一户是长辈。另有陶必莹（字锦尚）者，先于这十七户到桃江，在乾隆年间从安化仙溪迁鸬鹚渡栗树湾。

陶氏家族内部有个传说：安化陶家十七户来桃江，是道光皇帝的旨意。话说陶澍当了巡抚后准备回安化修墓，装了几船的货物，有一船装的是金银财宝。陶澍的政敌将此事报告了道光皇帝，说陶澍在江南为官的这些年，贪污受贿，将金元宝偷运回安化，装了好几船。道光皇帝立即派人将陶澍的船队堵截在临资口检查，结果只发现了历年来皇帝所赐予的礼品，以及一船的书籍，还有陶澍准备送给亲戚朋友的各种食物，并未发现所谓的金元宝。负责检查的御史不甘心，决定扩大搜查范围。御史突然发现离船队稍远处还泊着一条吃水较深的船，立即派兵包围，亲自登船检查，原来是全砖和石头。御史回京将实情报告道光皇帝，道光帝很感动，说陶澍如此清廉，我就奖励他一船金元宝。陶澍谦让不要，说我要金元宝没用处。道光帝说安化山多田少，你用这些钱就近多买田地，叫安化的穷人去种田。是道光皇帝开了御口，来了十七户穷人。

从《谱》上看，安化迁来桃花江的十七户陶姓人家，并非穷人，更不是老实巴交的佃农。他们是农庄的管理者，不仅精通农事，而且有较强的管理能力。陶府田产最多的时候，不下三万五千亩，田庄的管理就依靠着十几家宗亲，平均每户得管理二千多亩。就算每个佃农租种二十亩，每户陶姓管理者需要管理至少百名佃农。

在十七户陶姓宗亲中，陶㷪更非寻常之辈。陶㷪的祖父陶英伟，字声宏，是安化柳林的知名人士，邑庠生，《族谱》称他“韬略兼全，名重士林”。陶英伟请陶澍的父亲陶必铨当塾师多年，交情深厚。嘉庆五年（1800）陶澍进京会试，陶英伟“质腴田以百金资其行”，那时陶㷪还没出生。陶澍担任川东道员后，要加倍偿还，陶英伟“坚弗受，并寓书以子孙相托”。后来陶英伟“家业日微”，在柳林的田产卖完，搬家到梅城。这时陶㷪已有十八岁，“以贫故，弃书学贾”。道光四年（1824），陶澍担任安徽巡抚，陶㷪二十一岁，就来安庆找陶澍，谋求差事。

陶澍见陶㷪容貌丰伟，性情谨厚，十分高兴，就让他担任巡抚部院的内当家。道光九年（1829），陶澍帮助陶㷪捐了一个从九品职衔，算是有了身份。同年，陶㷪由安化梅城迁桃花江，在花桥等地置了一些田产，还修建了自己的别墅。

陶澍担任两江总督后，陶㷪正式成为幕僚班子的成员。陶澍在淮北试行票盐改革，当时的一些盐商不敢试水，陶澍就鼓励其幕府人员带头领票行盐。魏源和陶㷪等响应陶澍，积极领票行盐，结果获利数倍。魏源将盐利所得，在扬州修建了别墅“絜园”；陶㷪将盐利所得，在桃江荷塘置田产数百亩。

道光十九年（1839）六月，陶澍病逝于两江总督府，陶㷪组织陶府上下数十人扶榇回安化。

道光二十一年（1841），陶㷪返回金陵，第一次鸦片战争战火已经延及江苏。陶㷪在江都县积极捐资办理地方团练，以防御英国侵略者，江苏大吏将其功劳上报，朝廷“议叙六品职衔、候选州同、例授承德郎”。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陶㷪回到桃江，从桃花江移居荷塘。此时，陶㷪已经成为桃江的富翁，并继续兼任桃花江别墅的“家政”。《族谱》称陶㷪性情和蔼，器量恢弘，热心桃江和安化的公益，在桃江曾“出重赀创捐桃江义渡、金沙罗义路及横口滩救生船”，还建议创立桃市征粮分局，“以便粮户”。陶澍生前与身后对桃江有多项资助，也是由陶㷪联络与协调而促成的。咸丰四年（1854），陶㷪移居高桥槐阴屋场，其年五十四岁，从此雅好导引之术，终日静气趺坐，淡泊世事，终年七十七岁。陶㷪颇通梅山法术，好青乌家言，看地多得“吉壤”，益阳十四里岩子潭墓地，也是他自己相中的。陶㷪的后裔，居住在今高桥镇高桥村和石牛江镇牧山村一带。

关于陶澍的田产，有人说不好解释。认为陶澍是有名的清官，不可能有这么多田产。

我们认为，陶澍在桃花江拥有三万多亩农田，是基本事实，《曾国藩全集》中，有一条关于陶家财富的佐证：咸丰四年（1858），曾国藩在衡阳组建湘军，募捐筹集军饷，文告发了两个月，响应者寥寥，有钱的大户根本不理睬他。曾国藩十分恼火，只得采取勒捐的霸蛮手段，实行强行摊派，并且首先就拿住在长沙的安化陶家开刀，要郭嵩焘向陶家勒捐三万两。曾国藩说：“陶文毅（陶澍）之官囊，岂能掩天下之口？道光十五年仆留京，见其送别敬五万金；二十三年仆在陕西，见蔗翁及尧农等公函托李制军为文毅催取盐务公项银数万金，皆已收到。即此二事，仆窃非之。往时在京，唐镜丈数数举以相诟。今欲一毛不拔，实非人情之平，仆已冷面相加矣。若非三万金，则竟以入奏，京师之人尚有人持平论者，无论足下为我受冤也。”几天后，曾国藩又写信给湖南巡抚骆秉章：“陶家之富，何人不知？益阳所置之产，每岁收租三万石，以一年之租助饷，亦不伤元气。”曾国藩所指陶家在“益阳所置之产”，也就是桃花江至浮邱山下的田产。按照当时主四佃六、或主三佃七的通行规定，每亩收租八斗，或收一石，或收一石二斗。如果能岁收租谷三万石，陶澍的田产不会少于三万亩。在浮邱山下有个传说，说道光皇帝赐与陶澍五千四百八十石良田。“石”在桃江是个面积单位，一石田折合为六亩二分五厘（民间约称六亩三分）。照此计算，陶澍在浮邱山下有田三万四千五百亩。

对于曾国藩指控陶府每年三万石租谷之事，陶家人并未辩解，胡林翼、左宗棠、陶㷪等也未提出异议。

陶澍在浮邱山下所拥有的土地，南起金柳桥，北至广济桥；东起鸣石滩，西至沙田湾。为他打理农庄的安化宗亲，也都迁徙于田庄之内，或田庄的周边，如沙田湾、井田坊、鸣石滩、金柳桥、小山湾、高桥等地。陶澍专门修建了一条从金柳桥经桃江市横街，到沙田湾的大道，时称“金沙义路”，既是造福乡民的善举，也是便于桃花江别墅到庄园各地的交通。

道光十年（1830）前后，陶澍的桃花江田庄，至少已经拥有了数千亩或上万亩。道光十年，胡林翼居婿乡之桥湾，即金柳桥庄屋，时值家乡益阳泉交河遭受水灾，胡林翼擅自做主将陶澍存放在庄户的五千石租谷，悉数运到益阳救灾。陶澍知道后，不仅没有责备胡林翼，反而觉得这位女婿有胆有识有作为。此事也说明，陶澍当时的田庄，已经规模不小。

大约于道光二年(1822)开始，陶澍在家乡小淹陆续购买田产，用其租谷充作家族中的一些祖宗和已故亲人的祭田或家族的发展基金。据《资江陶氏七续族谱》记载，陶澍为陶氏宗亲先后设立了祭祀基金会和教育、考试基金。这些基金会包括庆源公基金、奇公基金、廷职公基金、鋂公基金、伯含公清明会、伯含公教育会、文衡公基金、寅亮公基金、乡贤公基金、羡周羡昌公基金、石潭公基金以及资江陶氏考试基金会等。由于安化田少，这些基金会的田地大多陆续添置于桃江桃花江一带。据《资江陶氏七续族谱》统计，陶澍为资江陶氏家族各项基金会所捐赠的田亩，多达一百二十七石，约合八百亩。

陶澍逝世前，本有数量不菲的遗产；逝世后，清廷给予他尚书级别的抚恤待遇。此外有大约上十万两的赙仪，不过这笔赙仪大部分是赊账。当时小主人陶桄尚小，陶府家政内有黄夫人、贺元秀等诸位妾夫人主持，外有陶澍的三位亲家翁胡达源、左宗棠、王平舫的建议，具体经理者就是陶㷪。如何经理这么个政出多门且外多觊觎的大家族，陶㷪一时无所适从。后来胡林翼的强力介入，托官场的朋友收回江南和京城的款项，并继续在桃江添置田地。至曾国藩组建湘军时，陶澍在浮邱山下的田庄，应该不会少于三万亩。

道光末年，桃江一带商业逐渐发展，不少农民弃农经商。其时，浮邱山周围形成了桃阜帮和四溪帮两大商帮，很多农民加入商帮跑江湖。桃花江平原不少的农民或到汉口跑帮，或到湘西经营木材，其效益大大超过农业上的收入。陶家正是利用农民贱卖土地的时机，扩大了田庄。桃花江《枯杉黄氏族谱》有《族居志》一文，记载了一位名叫“雪松公”的祖先，在桃花江原有农田五千亩，“纵横数里”，后来连同简家村的老屋，全部卖给了陶家。据一位枯杉黄姓长者介绍，黄家有位树德七爷，曾经是陶澍的少年同学，不治产业，将黄姓的六个公屋中的五个，都卖给了陶家。

自古来强调耕者有其田，但对势单力弱的农民来说，有田未必就是好事。摊丁入亩，皇粮之外各种杂税按地亩计算，完纳漕粮路途遥远，簿书吏役又刁难剥削，非大户不能与之抗衡。有田的种种苦难，小农无处诉说。

时代出现了重商轻农的局面，粮食就没有安全保障。陶澍在安徽和江苏执政期间，大力推行“丰备义仓”制度，目的是建立粮食安全的基楚体系。在桃花江建设义仓，也许是陶澍的遗愿，胡林翼、左宗棠、陶㷪等最能理解。陶澍逝世后，他在桃花江的田产从数千亩发展到三万多亩，必定是胡林翼、左宗棠、陶㷪等人的主张和努力。

咸丰年间，胡林翼担任湖北巡抚，将陶澍田庄的租谷悉数调往湖北，支援前线的湘军。同治年间，为了资助湘军，左宗棠鼓励陶桄毁家纾难，将桃花江和浮邱山下的大部分田地抛售，充作湘军军饷。

《陶氏族谱》始修于明世宗嘉靖四年(1525)，第二年圆谱；二修（一续修）始于明神宗万历十三年（1585），当年季秋圆谱；三修（二续修）始于清圣祖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第二年圆谱；四修（三续修）始于清仁宗嘉庆六年(1801)，第三年圆谱；五修（四续修）始于清宣宗道光十六年（1836），此修是陶澍督修，在金陵印刷，镂版精刊，至道光十九年（1839）春圆谱；六修（五续修）始于清穆宗同治五年（1866），己巳（1869）仲春圆谱；七修（六续修）始于清德宗光绪二十七年（1901），宣统元年(1909)圆谱；八修（七续修）于民国26年（1937）开局，民国28年（1939）圆谱；九修（八续修）于1997年竣工，此套谱在继承老谱方面多有欠缺；十修（九续修）完成于2021年冬月。

陶氏家族文化底蕴深厚。族谱列有《家规》十九条，并详细解读。谱的艺文共有8册，以文毅公陶澍的诗文著作为主，包括纪事、墓志铭、墓表、行述、哀词、史传、字说、文、引、书、赞、序言、诗、乐府、题词、评语、歌、跋、告示章程、奏折、词箴、联跋等，十分宝贵。为其族谱作序的名人不少，有赐进士出身刑部尚书熊枚、赐进士出身吏部尚书刘权之、赐进士出身礼部尚书纪昀、赐进士出身户部贵州司主事军机处行走赵佩湘等人，亦有甘肃宁夏府知府黄自元等名人题写楹联。还有道光皇帝所赐“绥疆锡祜”“印心石屋”匾字，每字占一整版，苍劲有力。陶氏文化及其影响力，在桃江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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