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访游子山

自读《寻找家园—梦里家山》，便生访游子山之愿。迁延至今，无非“失望”之虑。今日到访，则验证了我的失望。

《梦里家山》详述了高尔泰先生一家为躲避战火，从固城镇夤夜逃往游子山避居的经过。当时还是孩童的高尔泰先生在那片开阔的蛮荒之地学会了画巨幅画作的绝活，这门绝活日后还曾救了他的命。所谓巨幅画作，就是用竹竿、石子之类的器具充当画笔和颜料，在村民晒场上作画。然后站在山坡上居高临下观望画面结构得失。这种技巧的学成实则由经验和胆识共同构成。

我的脑子里一直浮现着这般景象：游子山顶荒凉的油云，岭下荒凉的山坡，坡下荒凉的村庄；以及填充其间的萧瑟的树石，连天的衰草；一个蹦蹦跳跳、喜欢在地上画画的黑瘦的儿童……

我的内心十分肯定，我找不到这番景象中的一点影子，哪怕是一根枯枝，一片落叶，一爿瓦砾。当我这样想时，我就开始失望。如果我去验证我的想法，就会获得双重的失望。

果不其然，我面前的游子山不再荒凉，满目苍翠葱郁。山下有宽敞的大路，有书写着游子山国家森林公园的高大的牌坊。黑色的柏油马路像一根带子捆束在山腰。游子山已经被打造成一处生态旅游景区。尽管游人可数，但不影响它的身份性质。我根本无从定位当年高家避难的住处，也找不到《梦里家山》所述及的山下村庄。

当然是由于高尔泰先生轻贱且又有点特殊的身份，游子山在开发过程中，没有为我留下一丝可能追缅到先生少年生活遗迹的线索。这不奇怪，高家在固城镇上的旧屋不也是被强行拆除了吗？作为一个普通人，你的过往甚至是你的生命，随时都可以被抹去。

我猜高尔泰先生在他的故乡，大抵同数十年前一样，是不怎么受欢迎的。因为他从来也没能为家乡做出任何“贡献”。从他最后的身份——南京大学美学教授——分析，他做不出贡献是理所当然的。如今，一个人要想被称着乡里善人，称着乡绅，乡贤，被人知晓，被人记住，那是要依靠爵位和真金白银的。

尽管春日访游子山是意料之中的失望之旅，但也有意外的收获。这收获缘于我重新思考了游子山的来历，并对今古曾涉足游子山的最有名的两个人的命运归宿所做的简单比较。

根据语焉不详的史料记载，游子山本名梁山、绵山。春秋末年，孔子携诸弟子周游列国，企图说服那些大大小小的诸侯们接受他的为君、治国之策。但他的游说并不轻松。十多年间，再逐于鲁，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围于陈、蔡之间。亲交益疏，徒友益散。后来他来到欢迎他的楚国，但楚昭王并不如他想像的那样英明，没有接受他的那一套治国方略。孔子失望之极，带着众弟子离开楚都。有意思的是他竟选择了当年伍子胥出离楚国的逃亡路线，沿着叛臣的足迹出昭关，进入吴境。不过他并没有去拜访吴国国君，而是带着弟子一起登上濑渚之东的梁山。吴地坦迤，无非平陆水泽。放眼茫茫，荒芜萧索，容易令人伤感。果然，孔子展眺游目之间，慨然动归鲁之心。后人为了纪念孔子，把梁山改名为游子山。

孔子的经历令我好奇。尽管我从小经历过批林批孔，知道孔子是一只丧家之犬，狼奔豕突于各诸侯国，还总想着教化他人，终免不了被占山为王的强盗柳下跖羞辱痛斥。几十年过去了，山东快书《柳下跖痛斥孔老二》里那竹片快板有节奏的清脆声响还时常能在耳边听到。但迄今为止，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作为意见领袖，作为异议持有者的孔丘，尽管谁都不欢迎，但那些被游说的对象，为何总是先听他说，再表示不同意他的看法，然后驱逐他。却没有一国动用国家权力阻止他，抓捕他，处决他？就连柳下跖这样的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为祸，横行天下的强盗，也只是批评，痛斥，嘲笑，驱赶，而不是把孔子抓起来洗干净，蒸来吃掉，或是直接以妖言惑众的罪名把他杀掉？

我听说中国历史上有两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一个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也就是孔子生活的时期。还有一个发生在高尔泰的青年时期。两个这样的时期都产生过一些不朽的人物。但两个时期的不朽人物是极其不同的。

有人说，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是唯一真正意义上的百家争鸣。没有那样的近乎绝对的自由宽松环境，就不可能产生孔孟老庄墨韩之流。

我无意于对孔子和高尔泰进行比较，却又不可避免和情不自禁地忽然产生了把他们放在一起比较一番的想法。这一想法是荒唐的。因为无论从时空概念，政治概念，还是二人地位、影响力，都不具备比较的基础。如果我非要说我对他们进行了比较，那么我顶多比较的是他们所处的环境。

然而，我又发现他们俩所处的环境其实是完全不同的，几乎没有什么可比的。但我又不得不说，我从这种不可比的荒唐对比中发现了我们的历史是断裂的，因连续而断裂；是今古相似的，因对立而相似。究竟什么是断裂，什么是对立，这恐怕是个不宜深入的敏感话题。

尽管曾涉足游子山的最负盛名的两个人之间有着两千多年的时差，但后者并没有因为人类文明的进步而获益。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因为他的主张没有诸侯愿意采纳而郁郁寡欢，感到失落和孤独。他不得不回到自己的故乡并老死在故乡。两千多年后的高尔泰因为自己的主张不被人接受而饱受打击和摧残。劫后余生、已成惊弓之鸟的他很清楚他所处的百家争鸣环境所暗藏的危机完全不同于孔子时代，无论人们怎么循循善诱，他不发一言，只为生计而作。可悲的是，他终究还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他的生命意识中更多的恐怕不是有没有他的思想追捧者，而是他有多少安全感，有多少安身立命的筹码。为了安全，他不得不选择流亡；为了性命，他不得不远走他乡。平心而论，相比于众徒尾随，可以讲学，可以交谈，可以争论，可以游历的孔子，东躲西藏，亡命天涯的高尔泰的孤独无依不是更加绝对而令人气结和悲怆吗？当然，高尔泰有他的妻子，一个深明大义的知己不离不弃陪伴左右。对于阅人多矣的高先生来说，有其一人或已足够，正所谓以少少许胜人多多许。我曾经用其他文字形式来图解这种恐惧和悲怆，但人们根本就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对自身身外的不幸和痛苦要么讳莫如深，要么极易淡忘，要么熟视无睹，全心全意做一个饮食男女，这便是当下我们共同的情怀。

我问自己，当孔子和高尔泰在不同的时间点站立在游子山上时，究竟谁才是真正的游子呢？

五月二日访游子山

既成春服著登山，濑渚之东涌翠鬟。心折吴头思阙里，道穷楚尾过昭关。谁人此处藏兵祸，若士天涯避世患。五月连云芳草色，四游无奈近游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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