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是个什么？

今天一大早，远在上海的何毅大姐给我发来一则微信：“祝本家老弟记者节快乐！”何毅退休前曾任安徽省妇联妇女儿童权益部部长，我在报社做记者时与她打过很多交道，很善良的一位上海下放老知青大姐。

今年是第二十一个记者节，每个这样的“节日”，何毅大姐一个不漏都会给我发来问候信息，想起来心里暖暖的。

本文4500字，阅读大约需要10分钟。

01

我与远在上海的何毅大姐相识缘于新安晚报社汪俊编辑。那时汪俊主编“安徽新闻”版，报社每周给他半个版面，义务刊登各地失学女童情况，一期刊发12位女童，每人一幅头像，附上家庭情况，然后接受爱心读者捐助，让她们重返校园读书。当时晚报一天才8个版面，版面如金子般贵，能拿出这么大版面长期坚持做此善事，报社确实在“为老百姓办”。这些失学女童的资料绝大部分来源于省妇联妇儿部，正是何毅负责，汪俊每周去省妇联找何毅部长取资料，然后编辑上版面。我那时写新闻劲头很猛，一年能写出300多个头条新闻，很多新闻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差不多成了家喻户晓的“名记”了。何毅大姐有一次问汪俊关于我的情况，汪俊再去省妇联时拽着我一道去。

这项名叫“援手春蕾女童”公益活动，持续了十几年，每年大约仅报社刊登失学女童，接受读者资助重返校园的就在五六百人。记得最初资助一个春蕾女童是五百元，后来涨了，但是爱心人士还是爱如潮水涌向失学女童。报社每年“六一”前都策划走进春蕾女家庭活动，深入农村回访那些受助过的女童，爱潮一波高过一波。那时的人们并不富有，却真的善良，每次活动收尾时邀请确一些春蕾女童到省城来，读者从四面八方赶来帮助这些可怜的女童们。
这当中有一件事情，让报社与省妇联都挺费脑子的，就是我与吴国辉在全国首先在《新安晚报》上以《大学教授“失踪”305天》为题，报道了安徽大学当时的副教授“蘑芋大王”何家庆自费行程三万多公里、历经十一个省推广种植蘑芋，帮助贫困山区农民脱贫。

1999年8月18日《新安晚报》破例用一个半版面在全国第一个报道何家庆

他赴京到人民大会堂接受“扶贫状元”称号时，只有我陪同他踏雪进京。在会场走廊上，当时的全国政协副主席胡启立紧紧握住何家庆的手，称他是“农民的好儿子，人民的好教授”。还拿过纸笔将自己家里的电话号码写给了何家庆。何家庆受到了两笔重奖，一笔是国家给的五万块钱，一笔是省里给的五万块钱。何家庆用一个塑料袋拎着十万块钱到报社，要捐给春蕾女童，报社人劝他留着好好改善自己家的生活。省委宣传部当时的领导曾单独找我，让我劝说何家庆留下这笔钱，给老婆女儿生活用。何家庆又拎着这个塑料袋到省妇联扔下就走了。
两家单位在讨论此事时，犹豫不决。汪俊就毕业于安徽大学，他说何教授决定的事情改变不了，他是位极节俭的人，不如用来资助两百名失学女童返校读书，更有社会价值。
何家庆这笔巨款真就这么派了用处，他的爱心或许早已在别处生根开花。

何家庆在新安晚报读者日活动与采访他的何显玉（右）、吴国辉（右3）合影

好多年以后，新安晚报社杨胜、杨和宝等记者按报纸上当年的资料，随机抽调一些长大了的“春蕾”回访，许多人考上了大学，有了很好的前程。再邀她们来省城，又形成一波教育与受教育的热浪。那时的人们真单纯、真干净，爱心满满。

02

汪俊是江南南陵县山里人，他大学毕业后曾在省城郊区政府工作，热爱新闻事业，考进报社当记者，后来做编辑。他做“援手春蕾女童”工作格外细心周到，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们细心用功一点，就多一个失学女童重返校园，说不定将来是国之栋梁之材呢。”
其实，汪俊家庭很贫困的。他有两个弟弟，大弟弟在他上高中时，就辍学出去打工了，减轻家庭负担，也让他安心考大学。他那时能从山里考上重点大学业，也算是山里飞出来的凤凰男了。他上大学的生活费用，都是大弟弟打工挣的钱。记得有一年秋天，他匆匆回家几天，回来后失魂落魄的。我请他与李今枚副总编到报社边上的“鸭煲”喝酒，这家小酒馆最有意思的是一棵一人抱不过来的法梧树从房顶上窜上天，树应该是金寨路上栽于1958年前后的法梧，房子当盖于栽树之后。最有名的两道菜是鸭汤煲米面，鱼头炖豆腐，那时一餐饭五六十块钱，酒也便宜。
李今枚老兄差不多一两酒的量，剩下的酒我与汪俊分掉了。他喝闷酒叹气，一壶酒下肚后，才说出来家里出事情了。

江南山上的株栎果子

他家在山里，农田少，入秋后树上的果实成了重要的收入来源。核桃是他们山里的主产，持竹杆打下来滚进草丛里难捡到，只有上树摘。那时，他大弟在外打工，小弟学习成绩很好，住校苦读。家中只有父亲上山爬树摘，母亲在草丛里捡核桃。事情不是发生在上树摘核桃上，而后入冬后上树采摘株栎果子时。这种野生果子状如豌豆，呈黑色，晒干后很坚硬，用水浸泡后，石磨磨出汁做出的株栎豆腐是一种上等的绿色食品。汪俊父母亲入冬后早上带着干粮，上山一摘就是一天，攒起来等有人进山收购。那天雪后刚晴，父亲又独自上山摘株栎果，跌下树来，头与脸都被树枝划破了，最重的是左胳膊断了，母亲现在县医院照顾父亲。我们只有听他叹气，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株栎果子做的豆腐

那时版面少，编辑轮流做，一般值半个月班做编辑，拿版面编辑费40元。另半个月做记者，靠写稿子赚钱，一篇稿子30元。记者那么多，版面这么少，就是本报记者写稿子也不是每篇都能见报的，何况当时能进全省最牛的报社当记者的都不是凡角，谁没有几把刷子？像朱晓凯、程运宏、马丽春、华睿等这些硕士原本在大学当老师的，还有像吴国辉、鲍小春等人都在原单位当过领导的，也挤来报社做一个普通的记者。应该说是这家报社当时芸集了一批极富才情、热爱新闻、有着悲天悯人情怀的热血青年，所以报纸新闻出来时，都有着极强的冲击力。

03

汪俊半个月编辑做下来，跟外面联系少了解，新闻线索自然就少了。我多半搜索些线索，届时带他一道出去采访。有一些倒是意外，他接到一封蒙城农村妇女的来信，她生病在医院输血，原本是A型血，却被输入了400CC的B型血，遭殃了。汪俊气愤不已，约我与他同去当地采访调查此事。那时坐长途公共客车，到县里再转车，再转三轮车，我们到这位农妇家呆了大半天，原本家中顶梁柱，她躺倒在床上半死不活的，两个小孩愣愣在草屋里，家徒四壁。
汪俊拉到我屋外说，“我们俩捐点钱给她吧，不然心里上过不去”。他掏出一叠整钱，从中抽出四张，“这是准备寄给父亲的一千块钱，算你我各二百块捐给她”。我们再进屋将这四百块钱交给躺倒在床上的农妇时，她一下子哭了起来，丈夫领着两个孩子过来给我们磕头，我们忙扶起孩子们。我们赶往县城到医院也了解了情况，坐最后一班客车去阜阳市，免得在当地受到干忧。我们俩在车上迷迷糊糊睡着了，下车到宾馆，汪俊才发现皮夹不见了，里面的记者证与600块钱没了，估计在长途车上被人偷走了。汪俊好不懊悔，说：“妈的，早知道这样不如刚才全捐给那个农妇了”。

我们俩回报社写出了这篇新闻调查，在汪清波编辑的“世事纵横”版发了一个整版，促使医院赔偿了农妇一些钱。而我们俩这篇文章得到了报社内部稿费300块钱。
我与汪俊私交很好，那时我在外面风头很强劲，饭局不少。有饭局时，我多半回报社叫上汪俊与项宗友、于浩等记者赴局，热热闹闹的。有时在外面吃饭能捞到一些香烟，我回报社也第一个送给汪俊，他每次接过香烟时两只手直发抖，就像他打牌摸到一手好牌，双手总是在抖。同事们臭他，“不能低调点吗？好牌在手也不能这么得瑟啊”。
我看过汪俊更得瑟的时候，那是他被一伙强人打得鼻青脸肿的时候。他后来还是把父母亲接到了省城，租了处房子住下，老俩口自然明白不能坐吃山空，于是瞒着儿子外出捡拾些破烂，堆在屋后，攒多了一起找车辆拉走卖掉。一个近邻的强人常为此事上门吵嘴，欺负这乡下来的老夫妻。有一天汪俊去看父母亲，见他们躺在床上，问来问去，原来是被人气倒了。他去邻里家问情况，结果被人家兄弟俩打倒了。我还是接到他一个朋友的电话，才打的跑去的，当时还在吵。我见他被打得这样惨，气不打一处来，上前要动手，汪俊死死拉着我不让动手，就像他平时在报社拉上我不让跟上门找茬子打架一样。于浩知道后，报了警让派出所来处理，我陪他去医院看伤。

那天， 我们几个老兄弟请他吃饭，他原本就抖的手更抖了，吃饭时嘴巴张不开，疼得哎哟哎哟叫。老弟兄们说，今天你干吗拦着不让大玉动手？他歪歪嘴说，“打架哪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呀，吃点亏就算了”。后来不久，我在暗访“油耗子”过程中，被大狼狗咬得鲜血淋漓，他得知消息后，与项宗友等人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送我去医院治疗。我在清创伤口时痛得直呲牙，他一直搀着我的胳膊，给我擦额头上的汗珠。那天中午，是他请来医院陪我的兄弟们吃饭。他开玩笑说：“大玉，我们俩算是过命的交情了，都见过彼此的鲜血了”。

04

汪俊不只是在主编“援手春蕾女童”版面，更多是想方设法为春蕾们重返校园募集到更多的资金，他坚信高尔基那句“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的话，总以为多一份努力，多一个失学女童重返校园读书，总是好事情。
汪俊去大别山六安那天是2002年7月19日。与他同车的还有省博物馆的专家与希望工程办公室负责人，他们是去那里一个紫金砚台收藏者家里，他愿拿出收藏的紫金砚台出来拍卖，得款捐助给失学儿童。

汪俊临出报社大门时正巧遇到朱晓凯记者，他们曾同校同专业，晓凯高他两届，两人聊了几句，晓凯还说了他一句“一天到晚拼命三郎似的”。
这天晚上，我在家忽然接朱晓凯的电话，“大玉，我们的好兄弟汪俊死了”。我问他们是不是在一起斗地主，就是输钱了也不能这么咒他呀。晓凯哭了，“他从山里回报社途中出车祸死了，一车五个人死了四个”。晴天霹雳，我失声痛哭，我家人闻讯也跟着落泪。

朱晓凯自画像，现安师大新闻学教授

这晚上，李今枚副总编辑与吴国辉、于浩等兄弟已赶往六安。我拨通吴国辉的电话，他们刚看到了汪俊的惨况，悲不能言，很久才悲苦地长叹一声：“汪俊才33岁啊！”兄弟一场，就这么散了场，我们心疼得无以复加。
天还没亮，我们就陆续赶到报社。汪俊的位子在我的右边，位子上已有一束白花，曹海峰一言不吭呆在自己的位子上，我也把带来的花儿放上去。天亮了，汪俊位子上的花儿堆了起来，同事间都没有出声。习惯了晚起的记者编辑们都早早手捧白花来到报社，路边的行人与摊贩们见状忘记了手中的活计，小声议论：“不会是报社记者出事了吧？这年头，当记者也会流血牺牲的啊”。
当时社长侯学文先生交代我们几个兄弟一个重要的任务：陪同汪俊父母亲与妻子去见汪俊一面。能告诉他亲人的话只能是：“汪俊受了重伤，正在医院”。那时，汪俊的女儿刚满周岁。
我们走过天下许多路，那天的路途真漫长。我们与李今枚等人汇合后，李大哥上了我们的车，紧紧握住汪俊母亲的手，老人家哭出声来，“我家小俊可能不在了，你们把他放哪儿去了？”今枚强忍住泪水，“老妈妈，我们带您去看儿子”。车子拐过一个路口，当那块醒目的标志牌映入眼帘时，李今枚站起身大声说：“兄弟们，我们都要坚强，照顾好汪俊的亲人们”。今枚说这话时，早已泪如雨下。

05

汪俊走了，永远活在33岁的那年夏季。我曾去过他的安息地，墓碑上有一则短文，最后两句话至今还记得：让生命的故事代代流传，达到缅怀先人、教育后人的目的。

去年夏季，汪俊的女儿考上了重庆大学外语学院。这个闺女父亲的昔日兄弟姐妹们闻讯都献上了自己的一份祝福，我在外地不知消息，欠下这个闺女一个祝福。我们敬爱的李今枚大哥哥在去年正月初八，因病去世，去那一个世界与汪俊汇合去了，那里还有我们报社另一个著名记者李建华，他走时也不过45岁吧，太累了。
今生好兄弟一场，聚散总会有时。无论我们记者在别人眼里是个东西也好，不是个东西也罢。我们朝夕相伴赛过亲人，散了场的兄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活着的我们依然会想念共同在新闻战场上一起拼杀过的那些离场了的好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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