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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噫！这是什么？”2019年盛夏，四十岁出头的三妹来到已年过六十花甲的大姐家，看到一个60—70年代的军用挎包，上印：“为人民服务”字样，感到很是新鲜。

“这是一个时代的纪念品。”

“哪个年代、纪念什么？”

“1966年，纪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那时还没有我，你给我讲讲文革吧。”

“唉！那是一段早已尘封了53年的历史，父母在世时，从来不愿提起。”“文革”对于咱们家，就是一场噩梦，一个巨大的伤痛。今天，梦虽醒，但疤还在，你想听，那是要揭疤见血的，那是一种痛彻心扉鲜血淋淋的疼痛……

“讲讲吧，大姐，我非常想听。”

看着三妹渴望的目光，“那好吧，我客观地、公正地、不加丝毫评判地复述、还原那段发生在原平百货公司和咱家的史实。”

我是1957年出生，1966年九虚岁，上小学二年级，记忆永远清晰。

1966年3月，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揭开了文革的序幕。从中南海“打倒刘少奇”“打倒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打倒三家村（吴晗、邓拓、廖沫沙）”，再到打倒原平的白兴华（县委书记，五台人）、刘钧（原平县长，大林人）。几乎就在短短的三五天之内，“文革”就如一场飓风，席卷了全国。这几个汉字，是除了课本之外，我最早认识且永远不会忘记的汉字！

这些从上到下的领导干部、老革命、老军人，一夜之间，全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全国上下，空前绝后的“文革”开始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都在“闹革命”。红卫兵们个个胳膊紧箍红臂章，头戴军帽，身穿军装，胸佩毛主席头像，肩挎军包，腰束皮带，个个斗志昂扬，人人英姿飒爽，手持喇叭“让开，让开，红卫兵来了”……

每条街道，每堵墙壁，每个交通要道，目之所及，全部都贴满了斗大的革命标语：“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誓将革命进行到底”“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各单位的大字报铺天盖地，笔墨纸砚，天天告急！每个单位的“黑头头”被画成如蝇虫般的苟且丑像，苟延残喘，爬在地上，龇牙咧嘴，痛苦挣扎，一只粗壮的“无产阶级大脚”踩踏在背上，配文“叫你永世不得翻身！”

父亲是1945年入伍，1963年转业回乡，是副营级军转干。

第一天到原平商业局报到，同样是军人出身的局长王迎春说：“你们这批二十多人，全部援商，老张，你去百货公司吧，这是商业局第一大户，那里人多事杂，有公私合营人员，有“反正”人员，有新招青年，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希望你这个老党员，脱下军装还是兵，好好发挥一下党的先锋模范作用，把百货公司的工作搞好，把这个书记当好……”

“是，首长，保证完成任务！”啪！双足并拢，右手一扬，一个标准的军礼！

商业局的八大公司分别是：百货公司、糖业烟酒公司、烟草公司、五金交电公司、蔬菜公司、食品公司、饮食服务公司、土产日杂公司。它们几乎都集中在当时的解放街天地庙周围，这里是交通要道，是当年原平的经济中心。

那年，父亲37岁，大名叫张贵中，风华正茂、信心十足；母亲33岁，大名郭淑珍，扫盲文化，俩孩之母，也随父分配到了百货公司棉布组。

父母早出晚归，日夜辛劳，时时工作第一。我这个长女必须尽快尽早成长成熟起来，自己上下学（学校距家约5公里），自己做作业，照看弟妹。二妹五虚岁，弟弟刚出生。拉风匣打炭生炉筛灰串柴洗锅刷碗……尽己所能，姐弟相拉，跌跌撞撞，慢慢长大。

从1963—1966年，原平商业局评比，原平百货公司年年先进，年年模范，而这份集体的荣光，也有父母的功劳！

可在1966年，一夜之间，将父亲打倒在地。不！当时原平所有单位的头头们，全部被打倒在地。红卫兵接到紧急通知：各单位必须连夜用白纸黑字为“黑鬼”们赶制一顶一米高的纸帽，和一块长50cm、宽40cm、厚3.3cm的木板，上书“走资派XXX”，并用红笔打叉，用八号铁丝吊其脖子上，同时每人一面铜锣、鼓槌，明日统一上街游街！明日……

次日，盛夏烈日下，一串高帽，踯蹰走来。“我是XXX，是XXX单位的走资派。我罪该万死……”声泪俱下，个个灰头土脸。父亲一言不发，帽子扣上、扔下，扣上、再扔下。牌子挂上，不，套上，低头脱下，再套，再脱……这游街，简直是对人格的侮辱和践踏！莫大的侮辱和践踏！

父亲何罪之有？红卫兵将咱家租住的一间不足12平方米的砖瓦民房，全部被翻了个底朝天。家里除了大炕、风匣和大锅，仅有几个用军用弹药箱里外装裱而成叠垒在一起的“衣柜”和一只“碗柜”，竟无一“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证据，而父亲多年收集粘贴的一本剪报，从此消失！

抄家结果，定罪之一：“你为何将毛主席语录（统一发放到各单位的薄纸片10cm×5cm大小）贴在每组柜台玻璃板下，是面向售货员而不是面向顾客？居心何在？”

罪状之二：“你为何将《解放军画报》有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的毛主席影像的画面，竟装裱了你家衣柜、碗柜，放了你家臭鞋破袜子，居心何在？”

……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走！走资派，必须关禁闭，反思检讨自己的罪过，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一间不足6平方米的小屋，屋外门顶上有白纸黑字“黑鬼洞”和大红八叉，将父亲囚禁，专人把手，一桌一笔一纸，“砰”的一声，从此不见天日！

父亲自那日游街回来，就以无言和绝食来抗拒这种野蛮非人的行径。他不言不语，不吃不喝，不眠不睡，坐在那把摇摇欲倒的破椅上，紧闭双目，容颜癯瘦，滴泪无有！

震耳的喇叭声又响起：“全体职工请注意：明天除留守人员之外，全部到东方红电影院观看批斗大会。”

大会舞台上，XXX单位XXX书记，身披驴皮，口塞青草，五花大绑，胸吊木牌，上书“XXX走资派”，被两名壮汉推搡、踢打，提溜上台，“打倒XXX”“XXX毛驴牲口”“XXX必须低头认罪”，口号声一声高过一声。台下，不明底细的群众唏嘘声、可怜声，切切嘈嘈。“这是咋咧？”“他犯了什么罪？”“能有什么罪。”“不过走资派那点罪。”“这纯粹是欺负人呢，自古以来也没见过这么活活欺负人的。”“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小点声，小心红卫兵抓你个现行反革命！”……

次日，惊闻：原平市人民银行行长XXX栽了水瓮！

又闻：毛驴青草书记，已悬梁自尽！

后闻：这二人被中共原平县委追认为“烈士”。其遗孀子女为“烈士家属”。这两条人命，似乎起了个急刹车作用，原平的文革脚步是否过快了些？从此不再游街、大批斗，但各单位的小批斗，仍天天坚持。

白日各单位照常营业，晚上必令“黑鬼”们做检讨。如不深刻，得不到广大群众的通过，必作第二次，第三次，第百次……直到通过为止。

就在百货公司大院，大约200平方米的院中央，“站起来，站到这条凳上”（条凳：一种很简陋的木制品，高约70cm，长120cm、宽10cm、厚3.3cm，稳定性极差）。一盏临时电灯，众目睽睽之下，“低头认罪！”“打倒XXX！”“快！快！快点上去！”一根竹竿，一个红卫兵头子，一个父亲招收、介绍、培养其入党的女共产党员，不断地捅点着父亲！

心已枯，腿怎能有力！就在现在，无人搀扶和保护，你一个年轻人，能否一步跳上去？父亲稍慢，“哗”的一声，竹竿将父亲的一件白绸半袖衬衫当背挑开，直至后颈！“呀！”有人惊呼……

眼前是黑压压不断躁动的人头、拳头，耳边是此起彼伏的口号声、谩骂声，头顶是一盏明晃晃刺人眼目的100瓦大灯泡，还有嗡嗡作响旋转不休的扑灯蛾和蚊子……

“交待！必须交待！”

“交待什么？”

“交待你的罪行！”

“我何罪之有？”

“你罪大恶极，你是人类的渣滓！”

“放屁，放你妈的臭屁！”久压的怒火，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好啊，你还敢骂人，你他妈还敢翻文革的天，必须打倒！打倒XXX！”马上有人跳上条凳，用力摁下父亲高贵的头颅，“低头认罪XXX！”

一股热血涌上喉头，父亲挣扎，父亲反抗，怎奈“虎落平阳被犬欺，凤凰落架不如鸡”，一只绵羊怎敌一群恶狼。眼前一黑，父亲一头栽倒在地，顿时，满口、满脸鲜血……

母亲将我和妹妹弟弟用被子相拥，瑟瑟发抖，夜夜遥听这批斗会上穿来的声声动静（两地相距大约200米，是隔街斜对）。

母亲一遍遍双手合十，祈祷苍天：“老天爷啊，你老人家睁睁眼吧……”

昨日听闻：XXX单位曾经的战友、老乡，跑到父亲单位，勇揭父亲曾经的言论……这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吗？

今日又闻：XXX单位XXX的老婆，跑其男人单位，告发其“罪状”，不为人知的“罪状”，与其划清了阶级界限，当场离婚！

作为黑鬼之女，我数日、数十日不能也不敢上学，因为这五公里之遥，到处都有一群野蛮无聊透顶的红卫兵子女追逐、唾骂我，他们用树枝抽打我，用砖头、石头抛掷我，“老黑鬼小黑鬼”“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我哭诉给母亲，母亲替我擦一把热泪，“别理他们，越理他们他们越来劲。”“如果他们下次再欺负你，你就大声喊救命，路边的好心人会帮助你。”从此，我的书包里、裤袋里装了很多小石头，随时准备应战，但每每战败而归。因我不满10岁，他们如狼一群，领头者且高我一头。

“喂，快给你父亲送些吃的吧！”有好心人传话。走资派是“有罪”之人，红卫兵还管饭，可能吗？

“快，闺女，趁热，抱好。”有时是稀饭、玉米窝窝、咸菜、香椿，有时是红面、鱼鱼、山药蛋西红柿汤汤。这，已经是当时最好的食物了。对，还有一暖瓶开水！

但是，自游街回来，父亲就绝食，仅仅饮水，余皆不动，原封不动，直到下次，早已变馊。要知道，这是“五黄陆月天，死气喔热天”。

“爸，你得吃点饭呀，不吃饭，会饿死的呀。”

“我不饿！”仅仅喝水，仅仅喝水！

连续两天了，母亲看着我又提溜回来的“死气饭”急得直跺脚，一路小跑到“黑鬼屋”隔门大喊：“老张，你不吃饭，想饿死呀！人是铁，饭是钢呀！是白是黑，终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但被把门者粗暴地推搡、驱赶！

“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母亲急得直扯自己的头发，奶水也没了。弟弟是1966年3月出生，此时仅三、四个月。哭得——不！饿得不时大哭！房东来续大娘说，“快炒些小米、黄豆，捣烂筛过煮些糊糊喂喂吧！”

“快找来纸笔，我要写信！”“扫盲”文化的母亲提起笔，“XX，已经长长两天两夜了，你粒米未进，这样下去，你会饿死的。我不信你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走资派，你扛枪为国家为老百姓，怎么会是反动派？把全国各单位的头头们打倒，肯定不是毛主席的指示。为了我，为了孩子们，你一定要活下来，一定要活下来……”

信写好了，怎么送出去。我每日送的饭菜都必须经过反复检查、拨拉，甚至鞋子都要脱下磕打，唯恐有什么“夹带”。

“过来！”母亲将写好的信折叠成小纸棒，塞到我辫子的底部，并用小黑卡子卡好，再反复拉扯，确认不会掉下来。就像电影《鸡毛信》中的海娃将“鸡毛信”绑在大绵羊的尾巴下面……

信，终于在父女四目相对，两口唇语的默契中，完全送达！

父亲，终于肯张口喝一口米汤了。看着父亲满口满唇的水泡，我不知说什么是好！

“妈，我爸今晨他吃了半碗米汤、半块窝窝。”

“妈，我爸今中午吃了半碗鱼鱼。”

文革后期的1968年，父亲被指令到厨房帮厨，具体任务是“看火”，以保食堂一日三餐蒸煮之用，并隔三差五到五公里之外的原平煤运公司用平车拉满满一平车煤炭。

某冬日，用力爬坡，将拉绳挣断，致右手手腕骨折，数月生活仅能半自理，因为父亲是右撇子。

1968年，被发配到距家约三公里之外的百货公司批发部开票近两年。此地原称“大楼”，现称“茵茵楼”“步行街”。

1969年，“工宣队”进驻各单位，三位队员上门，巧舌如簧动员父亲重新出来主持工作，被父拒绝，闭上双目，双手摇摆：“不去不去，哪儿都不去，我就当个普通售货员再好不过了。”“老张，你这几年蒙受的冤屈，我们都知道；遭受的迫害，我们也清楚。但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是一个时代的问题。这次组织派我们与你谈话，调你去原平邮电局，这是组织的决定，限你3天内报到，因为组织已考察过你，你没有任何问题。邮电局是邮政电信二合一的省级单位，经常召开电话会议，书记和县长均参加，直接聆听党中央的声音。毛主席最新指示一发表，半夜也要上街鸣放鞭炮，敲锣打鼓庆祝！各级指示，包括给驻军的指示，也是邮电局先传真再逐级下达，保密性极强，因为这是党的喉舌机关。”“这可是组织上提拔你，重用你！”

“不！不！不！俺们就是回老家当农民种地，再也不想当什么官了。”母亲哭着喊着直接拒绝！

“老张，我们又来了，这一纸调令不是我写的。你看！这是中共原平县委组织部的大红印章，你看看，好好看看！你必须完成党交给你的这一任务！”

“老张，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你到底咋呀？”

好吧。父亲接过一纸调令，为党的利益，为国家的利益，暂且放下个人恩怨，肩负重任，抖起精神，从1970—1976年，担任原平邮电局局长之职，六年，业绩辉煌！

1976—1992年，又调任原平水泥电杆厂党委书记，一干十六年，光荣退休。

三妹啊，你可曾闻“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可咱们的父母，在“狂风暴雨”“山崩地裂”的灾难面前，逆来顺受，无言抗争，终于等到云开雾散重见天日的那一天。真可谓：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相濡沫。

相濡以沫，《汉语成语小词典》这样注解：“濡：沾湿，使湿润；沫：吐沫。《庄子•大宗师》“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原意是：泉水干枯了，鱼就吐沫来相互沾湿。后来就用“相濡以沫”比喻人在困难处境中用其微薄的力量来相互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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