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蒂古丽： 弟弟的茶(二)

弟弟住进重症监护室的第十四天清早，我去探视，医生笑着对我说：“你弟弟想吃馒头了。”

弟弟好转后，第一个想吃的就是馒头，这个消息让我喜极而泣。

我们小时候，父亲忙地里的活儿，母亲疯疯癫癫，我们一家吃的馒头，都是二弟在炕上蒸的，“哥哥在炕上蒸馒头”，三弟的作文里有这么一句话。家里人纠正说，“馒头蒸在锅里，不是炕上”。二弟人小，够不着案板，其实是在炕上揉好了面，再放到锅里蒸。

在广东中山，他依然喜欢蒸馒头，任何时候问他，吃什么，他的回答都是馒头、面条。这次进了医院才检测出他对大米和玉米过敏。童年每天吃玉米糊、玉米饼，每次吃完饭弟弟都喊肚子疼。父亲让他趴在炕上“暖肚子”，他每天吃了饭就蜷缩在炕上，像个小馒头。

弟弟从重症监护室转入普通病房，他交代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媳妇买馒头，“要是早知道我对大米过敏，就不该走出老沙湾大梁坡，在广东不得不天天吃大米，胃都吃坏了。”弟弟说这话的时候，躺在病床上，脖子上、鼻孔里插着管子，靠管子里的氧气和液体维持呼吸和营养。

他很想自己吃饭，十几天没有吃东西，他的胃已经接受不了任何食物。他晚饭吃了几口馒头，晚上开始大口大口地吐血，喘口气都费很大的劲，他说，“我连吃馒头的力气都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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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脖子左侧有个血肉模糊的洞眼，里面插着一根塑料管子，管子穿在一个白色盒子下面进入弟弟的颈动脉，那里用巴掌大的透明胶固定着，小盒子两只小耳用羊肠线与皮肤缝在一起。方形盒子下面伸出的那根管子，又被分离成三股，连着三个玻璃针管，分别用来注射身体需要的各种液体。那串针管像弟弟的耳朵上挂下来的沉甸甸玻璃耳坠，随着弟弟的脉搏晃动。

晚上，我租了张简易帆布床，睡在弟弟病床边。弟弟刚从死亡线上回来，我在他病床边陪着，想给他最大的安全感。弟弟对着我笑笑，露出满意的表情，表情还跟儿时一起睡在大炕上一样纯真。

我小心翼翼地摸摸弟弟脖子上吊着的三根针管，问他疼不疼，难受不难受，他闭着眼睛，憋了半天，大概好久不说话，忘记怎么说话了，说出来的话很反常，“有些东西，就像一个贝壳儿，把它洗干净了，里边的肉还是臭的，不如干脆扔了。”

过了半个月，医生把弟弟脖子上的插管拔了，露出三只洞眼像三只眼睛，血汪汪地冒着泡。过了几天，三个洞眼结了血痂，看着像是三只大苍蝇，我总想用手去抠它。弟弟说，“对付伤疤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忘了它，它就不见了。”

半夜我牙疼，他也说，“你忘了它，痛就消失了。”对待疼痛，他选择了遗忘。这让我觉得他属于忘性比记性好的那一种人，要么就是疼怕了，过了临界点，已经麻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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