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宅里的岁月

老宅里站立着的是老屋，因为老，大都是断壁残垣，枯叶荒草，不然就不叫老屋了。看了很多篇叙写老屋的文章，也大都是儿时记忆，用一份怀想，再为曾经的老屋染回一层光彩。心生感慨之余，脑海里再一次出现自己家的老屋，觉得，如果不把它写下来，便是对不起时光与岁月。
我记忆里的老屋可不是断壁残垣，因为还没等它“断”和“残”，就直接以新屋代替了。拆除它的惨烈场面我没赶上看到，最少在心里保存了它完好的形象，留给我今天一篇一篇慢慢翻看。

我的老家在无极县城南面的一个小村庄，那是华北平原的腹地，典型的黄河冲积平原。于是，黄土成就了我们的村庄，成就了我们的老屋。没有河道限制、没有山体阻挡的单调平原上，最大的好处是房子建得方方正正且坐北朝南。
我家住在村子的最东边，一溜儿九间坐北朝南的青砖平房，被平均分成三个结构相同的院子，大伯家住最东头，他家外面就是田地了。中间是奶奶住的，那是分给了在大城市工作的三伯的房子，三伯几年不回家一趟，回来也只住几天。最西边的院子，是我长大的地方。

这块方方正正的住宅地，分开后，每个院子就成了细长的一条，可以打成两进的小院儿，只是当时用不着，我们就敞敞亮亮地在院子里养小鸡小狗。奶奶住的院子里长着好几棵高高大大的树，其中一棵枣树和一棵杏儿树，是我记忆最深刻的。因为经常爬上去摘果子吃，树干都被我们磨得光滑而发亮。
能有青砖房子住，而不是多数人家的黄泥土坯房子，也是祖上勤劳挣下的吧。爷爷过世早，据说是以蒸馒头为业，养活了一大家子。到父亲这一代，就各显其能了。大家以务农为主，在我开始有记忆的年代里，也不允许人们有什么“能”。比如，大伯是蒸馒头高手，二伯是能够游走四乡的兽医，二娘是精明的生意人，不还是都天天长在田地里？
我们的房屋都是平平的顶，三间房子是靠三根大粗梁撑住的，上面再用檩条，再上面是椽子，最后铺苇编的蒲子，上覆盖泥土。没有经过水泥打磨的屋顶上面，就是细细的黄土，经不得几次雨水的冲刷。
我家的一溜九间都是一气呵成地铺了水泥面的，没有赶上房屋的修建，我却清楚地记得大人们打房顶时的壮观场面。他们一群人在上面噼噼叭叭地敲打，一群人在下面和灰渣跟水泥，还有一群人专门装桶让站在房檐儿上的人往上面提。吆喝声，说笑声，不时地还有号子声，好不热闹！最后，用玻璃酒瓶子一点一点细细地磨光。于是，就有了我们一年四季晒小麦晒豆子晒玉米晒高粱晒棉花的房顶，夏天的夜晚，我们抱了枕头和小被子，踩梯子上去睡觉。那是被晒了一整天后，温热又光滑的地面，身上吹过的是清爽的风，直睡到露水浓重，才被喊下来。有月亮的晚上，那更是个纳凉的好去处，因为它超脱了大部分树叶的遮蔽，离天更近了一步，夏虫唧唧声也辽远了一步，感觉眼界也开阔了一大块。冬天，下了厚厚的雪，早晨起来，也是先攀梯子上去扫除了房顶上的雪，再下来铲院子里的雪。大伯会从东头一直扫到西头来，看着纷纷掉落下来的雪块，我们站在院子里就开心地大叫。
三间北屋，是我们的正房。正房都是中间进门，左右两边各再进一间，一般两边的里屋才住人。刚进门的外间，正对门是摆放八仙桌的，最少也得是一张方桌。门后面的一边肯定是锅台，连着里屋的土坯炕的那种灶台，外面做饭的同时，屋里的炕也热了，一举两得。
记忆里，我家的北屋与别家不同，只西边一间加了个小门儿，绿色的，外面是全敞开着，东间的位置则是一条大炕，取暖则靠炕前的煤火炉子，也是连着炕洞的那种。这样屋子就显得格外大了些。其实，在煤火炉子旁边，还有一个专门烧柴的地灶，只在地上留一个添柴的小口，煮饭的锅就躲在炕里，因为低矮，只能用它煮东西。
记得我烧玉米秸子给妹妹煮了一碗白白的面条，没吃几口，她就哇哇大叫，还不说怎么回事。就看她在碗里搅动，怯怯的样子，然后，露出恐惧的神态，哭声也是变了声调的。我不解，还训斥她，待到仔细翻她碗里的面，才发现，一条玉米秸秆里常见的小虫子不知什么时候被弄到了面条里，也是白色的。
最怀念北屋门上的木锁，两个长方形的大木块，相对着扣在左右两边的门上，中间不知道是什么结构，右边可以有一个舌头伸出来横插在它们中间，就是靠它锁门啦。钥匙就是一根近一尺长的铁片，上面凹凸着不均匀的几个“牙”，开锁的时候，把它插进右手的扁孔里，感觉卡住了里面的卯，就不停地上下摇动，边摇动边抽拉，就把那个机关横杆拉出来了。锁的时候则相反。我想，这个宝贝玩意儿就是我们祖宗的智慧体现吧？应该是鲁班传下来的，现也早不知道散失到哪个时空里去了。

老屋的窗子都是木格子的，横竖都是方方的九个空，糊窗户的纸是带点毛边和纤维的白纸，没我们写字的纸那么白亮，却结实。后来，这样的纸不多见了，反是光亮的白纸多起来，也拿来糊窗户。
到隆冬，大风刮起来，窗户纸呼嗒嗒响，直让人担心它随时都会崩裂开来。开春，蚊虫还没那么多，我们就把窗纸沿三边切开，留最上面的边，这样，春风一吹，几十个小门帘儿就开始哗啦啦地招摇。从小体弱多病的我，经常发烧到头晕，我躺在炕上，一会儿盯住粗壮的房梁，感觉自己膨胀得好大好大，比那两人才合抱过来的房梁还粗大；一会儿盯着那些小门帘儿，忽忽悠悠地，好像身轻似一片羽毛，从那个小门帘儿的缝隙里飘摇而出；又忽而身重如铅，被吸附在那一盘大炕上，一动都不能动弹。

二

盖东厢房的时候，我大概有四五岁，因为小我三岁半的二妹在大人们忙碌的日子里，自己站起来会走路了！

眼看着大人们在地上画出来一个方正的大框子，眼看着他们用白线扯直了围起来，然后，几个人抬一个大石头嗨唷嗨唷地夯地基，在开好的槽子里填碎砖头碎石块。里里外外的泥土、土坯、砖头、木头，堆了一院子。做木工的叔叔躲避着我，一会儿闭着一只眼睛照那根直直的木头，一会儿又推出一卷卷白白的刨花，一会儿又从耳朵后面摸出个小铅笔头儿，在木头上画了又画。因为他那个能拉出黑线的墨斗是我最稀罕的玩意儿，他就趁我不注意把它埋在厚厚的刨花堆里，让我一通好找。

东屋两间半，最头上的半间专做厨房，大灶台就连通着隔壁的一条大炕，在它的外墙上，留了一块影壁来画山水，那是正对着大门的地方。在那幅山水图画跟前，我们栽种了几棵月季，到夏天的时候，也能开出几朵鲜艳的花来，那便是我带着妹妹们站着拍照片的地方。那一年，我们养的小猫咪还很小，小妹妹就把它抱在腿上，瞪大了眼睛看镜头，跟和猫猫赛眼睛似的。

盖东屋并没有动北屋门口偏左的那棵梧桐树，那时在村子里这种树并不多见，大概是父亲从农场移过来的。它那宽大的叶子，把北屋的半个房顶都遮住了，到夏天的时候还长出胖胖的绿色青虫来，很是吓人。秋天，它会把春天时那一串一串紫色的花穗子变成一嘟噜一嘟噜的青色小桃子，像极了棉花桃，但那里面没有棉花。

靠西边院墙从北到南有三棵大树，椿树细高，洋槐树茂盛，榆树分了两个大枝，像是两棵树。一到春天，先是槐花挂满了枝，一股香甜气便弥漫了小院子，槐花饭也是那时常吃的。接着就是榆钱压弯了树枝，它没有飘香，捋一把塞进嘴里，却是说不出的清甜。

我童年的记忆，便是绕着这两棵大树，飞来又飞去。

夏天，在大树下乘凉已经很平常了。记得三妹妹刚出生三天，躺在树底下，我们就把手里的冰棍咬下一小块来放在人家的小嘴里；记得地震那年，我们惊慌地从屋子里搬出来住，在树底下搭起一个帐篷，住了十几天不敢进屋子里去睡觉；母亲去下地之前告诉我，你站在厨房门口，看到太阳到了大榆树的树杈那里，就开始做饭。那时的小米，是能够煮出米油的，等到天黑，母亲从田里回来，就能喝上我煮的粘粘稠稠的小米粥。深秋和冬天就难熬一些了，寒冷的西北风里，从院子中间的大瓮里舀水洗红薯，大盆里的红薯码得好高，就是不敢下手去碰触，那里面，有冰碴子。

过年前坐在灶下烧火，是我最开心的事儿。母亲很早就开始准备年货了，先是煮肉，把半个猪分别切成骨头和方肉。留出来的瘦肉，一是做饺子馅儿，一是做肉丸子和灌肠。煮肉放在第一位，是要用煮肉的汤再做各种好吃的。她把大骨头、大猪头和方肉码在大铁锅里，就叮嘱我烧大火，用木柴烧。我就拼命地拉风箱，加上灶膛里大火的映衬，我能拉出一身汗来。

肥瘦都有的带皮方肉被她一块块叉出来，放进一个大瓷盆里，一面放一面往每一块肉皮上抹黑酱，准备红烧。大骨头放另一个大盆里，凉下来再拆，这时，我们就可以举着一块放肆地啃。然后，她就开始把肉汤舀到另一个大盆里，用肉汤来和肉丸子的面糊跟灌肠的面糊。这也用不完，那一大盆肉汤够我们过年炖大烩菜吃几顿的。

大铁锅清理干净后，就开始炸了，豆腐块、豆腐片、小酥肉、肉丸子……坐在灶下烧火的我，是最先尝到的。一会儿她拿起一片豆腐放我嘴里，问：看炸的火候够了没？一会儿夹出一个肉丸子放我嘴里，问：尝尝熟了没有？盐味儿够不够？

最后烧肉的时候，她就让我把木柴塞进灶膛，然后远远地跑开了。那是用一个长柄的大铁钩子叉了方肉，放进油锅里去炸的，油花四溅开来，她自己都时时躲开或拿一个锅盖来挡灾。这样烧出来的肉，鲜香加倍，没有腥味儿，且颜色红亮，这也是我们家的大烩菜格外好吃又好看的主要缘由。

住北屋的时候还小，晚上尿了炕被母亲拎出来打屁股，和她一起坐在炕上纳鞋底子的堂姐和姑姑就急忙护着，然后手忙脚乱地收拾我的烂摊子。那时，她们把一根结实点的高粱杆挂在房梁上，垂下来刚好在炕的中央，然后，把油灯挂在高粱杆上，四面围坐，腿上盖着被子，一个晚上一个晚上地纳鞋底、做棉衣。真是永远也做不完，谁家的几口人一年四季的穿戴还不都是靠她们的一双手，一针一线地缝出来？

母亲纳的鞋底可以有许多花样儿，平时我们穿的也还罢了，那些堂姐姐姑姑们出嫁后，都是要给婆家的每个人做一双鞋子的，算下来有的过完年要完成二十几双鞋子的制作。在母亲的指导下，那二十几双鞋底子的花样儿不带重复的。她的巧手有名，可惜我没学会。就记得她一边纳鞋底一边看着我写字的样子，为了写好那个“派”字，不知道被打了多少鞋底子，我是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写的，眼泪滴在纸上，把好不容易写的字也弄得一塌糊涂。

一家人搬到东厢房去住的时候，又需要打一套桌椅出来，那时是请来了“河南”的表舅，说是“河南”，其实就是滹沱河南面。表舅在院子里叮叮当当地做了好几天，一边干活一边调侃我那爱喝酒的父亲：姐夫，这打的不是方桌，是酒架。说得大家都笑个不停。

在这之前，我们吃饭都是用低矮的炕桌，除了冬天放在炕上吃饭，其它时候都是坐了小马扎和麦秸编的蒲团在屋地上吃饭的。那年过年，叔叔到我家来串门，和父亲一起坐在小桌前喝酒。他们给自己定了个标准：喝完这一壶就吃饭。他两个用酒壶往杯子里注，我在旁边就悄悄地拿大瓶子往他们的小酒壶里注，两人喝得晕乎乎地还纳闷：今天这壶酒怎么这么禁喝，总也喝不完？等到他们终于喝完了酒壶里的酒，却已经站不起来了！母亲指着我手里的瓶子说：你们看看你两个喝了多少酒？

那是一个装二斤酒的瓶子，已经被我倒空了。

住东厢房的记忆最长，因为我已经长大。

冬天的早晨，我要去上学了，自己悄悄爬起来，先把炕前的煤火炉子捅开，把头天晚上准备好的小铁锅坐上去，自己再去点起小煤油灯，洗脸刷牙。回来再看，小锅已热，倒点油进去，炒个葱花儿，放上一刀白菜，盐、酱油，搅拌均匀，上面铺一层切碎了的玉米饼子，盖上锅盖。趁这个时间整理书包，准备好外面穿的棉袄。估计锅里的菜熟了，玉米饼子也热透了，就端下来倒在大碗里，边吃边再把煤火盖好，放一壶水在上面。

吃完，天刚刚放亮，顶着呼呼狂叫的西北风出门，脚下是碎琼乱玉，踩下去，咯吱咯吱响。天晴的日子里，走出村子去不久，太阳出来了，放眼开去，那就是一个银装素裹的世界。

四

盖东南角上的大门筒的时候，是把院子里的那棵枣树刨掉的，当时很有点不舍得。因为到秋后，我们便没有红枣吃了。同时消失的，还有打枣时，那噼哩叭啦砸在头上的枣子，一边捡一边吃的笑闹时光。但它占据了大门筒的位置，也只好刨出来。

刨树的时候，在它的周围，挖出来腐朽的棺材木板，原来那里是曾经埋过老去的人的，骨早已移走，痕迹还在。这时，母亲突然说，怪不得，那年一个路过的风水先生，走到这里就瞧过来瞧过去，堂叔就问他：这宅子有毛病？你不妨直说。那老先生捋着胡须，点点头：这宅子，这宅子，阴宅变阳宅，可出文化人，别管闺女小子，将来定会有文化人出现……

那个年月，低头看看我们几个尚在总角的小丫头片子，这话也就像一阵风，还是微风。但这是不是母亲抱病也要供我们读书的缘由？不知道。恢复高考的时候，我才刚读高中，最小的妹妹还没有出生，母亲却像是在风中飘摇的那根灯烛，生我时落下的严重贫血，加上不停地劳作，营养更加不能保证，她不得不时常躺在床上，手上挂着吊瓶。就这样她还要比划着剪裁我们要穿的衣服，只要能爬起来，她就伏在缝纫机上，“哒哒哒哒”地踩个不停。但她不让我停学，她指着东厢房说：我读书的时候，是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学校都没有存活下来，没办法。你们现在好了，只要有地方去读书，只要你还想读书，我大不了把这房子拆了卖掉。

最终拆掉这老屋的，不是因为我读大学，而是新农村的规划。一条笔直的新路从东厢房的位置横穿而过，把我们的院子一分两半。一条条相同的道路，把村子划分得更加整齐，几年不来串亲戚的姑夫，在村边转了几个圈儿，才嚷嚷着“怎么找不到原来的印儿了？”被堂哥他们簇拥着进了家门。

我们也告别了那还没有长大的桃树，告别了那一院子毛绒绒的小鸡，告别了那日渐低矮的老屋子，从这里搬去了城里住。

耗尽了父辈一生的心血与汗水，承载了我幼年、童年、少年所有的酸甜苦辣，见证了我无数次跌倒又爬起，在风雨飘摇里挺立了几十年的老屋，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不管你怎样留恋那段温暖的岁月，也不管你用多少回忆写满不舍，它终是不会再还原旧时的容颜。让位于时代的发展，给历史，也给我们的记忆一个更新的面貌，来照亮我们未来的路，便是它的另一个使命。新宅，若干年后，再把自己变成旧宅，再让位于新宅，让后辈们再去翻看那一篇篇新的故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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