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盘声声

办公室和解放前的账房的作用相同，只是人物的称呼不同罢了。
解放前把账房里的工作人员称为账房先生。先生大多穿着长袍，戴着瓜皮帽，鼻梁上架着一副水晶镜，铜边铜架，斯斯文文的。
办公室的工作人不叫先生，他们被称作会计和出纳，不再斯文，有时还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也不戴瓜皮帽，没有长袍，穿着自己家里的土布衣服。

那时父亲很年轻，上了点学，算是当时村子里的文化人，经荐举成了生产队的会计。
办公室有三张桌子并在一起，父亲坐在海生伯的对面，顶头横放的那张桌子则是养超叔的，养超叔是出纳。海生伯算盘打的好，快而准，干的时间长，年龄也比我父亲和养超叔长几岁，自然成了办公室的“先生”级了。
我那时常常跟随父亲到生产队的办公室去。
父亲身后的那面墙上，挂着五幅彩色大画像，一幅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这是我记在心上的再也熟悉不过的。
其余四张是四个外国人，大胡子，卷曲的头发，还留着长长的大胡子。我感觉有点恐惧，老是不敢抬头看。
父亲就把他们一一的介绍给我说：他们和毛主席一样，都是革命领袖，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世界伟人，是带人民过上好日子的人。后来我头脑里就烙下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印迹。
听着父亲讲着他们的故事，再抬头看看这些照片，不知怎么的，觉得亲切了许多，和毛主席一样，慈祥而亲切，就像我的爷爷。
没事的时候，我就对着他们看，想象着跟着他们走，我们肯定能吃饱穿暖。

记忆最为深刻的就是那清脆悦耳，噼哩啪啦的算盘声。
办公室最忙的时候就是秋麦两忙，粮食出库入库和年终决分了，桌子上一大堆的账目和噼哩啪啦的算盘声常常让他们忘记了吃饭和睡觉。
一斗斗的稻谷在父亲他们的算盘声中入了仓，又一斗斗的在父亲他们的算盘声中被乡亲们分回了家中，乡亲们分得粮食时的那份喜悦，至今还灿烂在我的脑海。

跟父亲时间长了，我对算盘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就对噼哩啪啦的算盘声产生了无尽暇想。
我觉得父亲他们的算盘犹如一架钢琴。
那一粒粒在他们指间拨动的算盘珠子好像一个个跳跃在键盘上的音符。
那长年触摸的发亮的算盘架子就像一架古色古香的琴架。
那噼哩啪啦的珠子相碰的声音就像他们合奏的动人乐章。
乐律时而高亢悦动，时而低沉悲戚。
从那噼哩啪啦的碰撞声中，我听出了好年景和欠收季。
从那噼哩啪啦的碰撞声中我听出了余粮户的欢喜和缺粮户的无奈。
从那噼哩啪啦的碰撞声中，我听出了农人们的欢喜和忧愁，它们的酸甜和苦辣。
也就在那个时候，我知道了“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去二、四下五去一。”知道了“一退一还九、二退一还八”。
他们空闲的时候，我就跪在父亲的椅子上学着他们的样子。
养超叔高兴的说：“给这碎怂鼻子上配个眼镜，还挺像回事的！”
于是海生伯就摘下他的眼镜给我戴。
他们都看着我笑。

有一年年底决分，他们刚算完我家的账，我就高兴的拍起手来。他们三人顿时惊呆。
“你拍什么手？”
“咱家余粮户！”
“你咋知道的？”父亲惊愕地瞪大眼珠
“那算盘声音告诉我的！”
他们三人相视而笑：“这碎崽娃子成精咧！”
海生伯在我脑袋上拍了一下，“今年我娃能吃白馍了！”
那一次，父亲豪爽的从口袋里给我掏了两毛钱，让我从前边的豆腐房买了四碗浓豆浆，我们四个人一人一碗，喝得很香。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请客，他们喝得很高兴。
这也是这些年来我家第一次成了村子里的余粮户，尽管不是很多，我清楚的记得八十六斤麦子，四十八块钱。
那时候的决算是按人劳比例来算的，记得是人三劳七，我家人口多，都是孩子，只有父母两个劳力，自然工份也就少了。按我父亲的话说就是净是吃饭的，没有挣工份的。

随着时代得进步，算盘被计算器，而后是计算机取代，成为了历史。现在的娃们家，已经鲜有能打算盘的了。
每次回家，听到儿子敲击键盘的声音，就想起父亲他们那噼哩啪啦的算盘声，声声入耳，久久萦绕，永世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