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诗歌

（一）

厦门鼓浪屿中华路13号，是诗人舒婷的家。2018年10月，我在她那已经略显破败的门前拍照留影，纪念以她、北岛、海子、顾城等为代表的朦胧诗派和那个充满诗意与梦想的年代。

伴随着诗歌的没落，舒婷就像她家的门脸一样，早已没有了昔日的辉煌和霸气。我听说，她已经落魄到给一些小报写报屁股了，靠这个挣点外快，打打牙祭，有一次她跟记者都忍不住爆粗口发牢骚：“喝点猫屎咖啡，都特么感觉有压力了”，真是让人唏嘘啊。

北岛似乎比她的境遇要好一些，他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曾经家喻户晓。据说他身手比较敏捷，下海潮刚刚兴起，他就一头扎下去，可能动作太猛了，差一点没凫上来，呛了个半死。经商和写诗毕竟不是一码事，用的不是一股劲，他显然有点盲目自信。他的那个“通行证”，看来有的时候还是不太好使。后来加上一些政治原因，他流落到欧美许多年，前些年估计是因为老了想落叶归根，又杀回了北京。但终归是过气了，折腾了一段时间，没啥起色。

有一段时间，他的呼声特别高，说是要获诺贝尔文学奖了，但结果大家都知道，他没干过莫言。在国外那些年，他还改行写了一些散文，反响也一般。现在就只剩下回忆和感慨了：“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不过，他还是很幸福的，或者说是幸运。离婚后找了比他小很多的北大才女、美女甘琦，是北大东门著名的万圣书店的经理人，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那里逛逛，那个书店是北京最有特色的书店，没有之一。因为离得近，我以前常去，里面还可以喝咖啡，味道不错。

顾城就不必说了。他的诗集很厚，可除了那首“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其它的基本上都是垃圾。当初看他五冬六夏的戴个破帽子我就不看好他，不像个正常人。果然，神经兮兮的他跑到新西兰激流岛去养鸡。鸡哪里不能养？又不是啥高科技项目。结果鸡没养好，把自己了结了。了结自己是他的自由，让人无法原谅的是，他用斧头把死心塌地跟着他的妻子谢烨给劈了陪葬。太没人性。

为诗歌献身的还有大名鼎鼎的海子。1989年3月，他没有选择“面朝大海”，也没有等到“春暖花开”，而是选择了一个比较惨烈决绝的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在山海关卧轨而去。

（二）

朦胧诗派瓦解溃散后，诗歌的影响力日渐式微，诗歌的冬天正式来临。

虽然汪国真和台湾的席慕容曾经很火了一阵，毕竟大势已去，单靠一两个人想起死回生已经不可能。汪国真的诗一直有争议，但谁都不能否认，他的诗曾影响了一代人。那时候不管是写情书还是毕业留言，写上几句汪国真的诗，就显得特别有水平，有文化，上档次。譬如那句“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习大大都引用过。还有“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 ，既然选择了远方 ，便只顾风雨兼程。我不去想，能否赢得爱情 ，既然钟情于玫瑰 ，就勇敢地吐露真诚 ……”给了多少人鼓舞和力量！满满的正能量。事实胜于雄辩，我从来不怀疑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

进入新世纪以来，主流诗人们的新思想、新思路得到了空前发展，诗写的也越来越空灵，越来越随性，直到“梨花体”和“羊羔体”横空出世，直接亮瞎我的眼。

但凡对文学特别是诗歌有一点兴趣的，都应该知道大约在2006年出现的“梨花体”有多轰动、多震撼。写出“梨花体”的女诗人叫赵丽华，后来被大家尊称为“梨花教主”。她的来头不小，头衔不少，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还曾担任过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评委。如果鲁迅读了她的诗，不知道会不会从墓里跳出来打她。她还兼任《诗选刊》社编辑部主任。再和大家一起复习一下她的大作吧。最广为流传的几首：

第一首是《一个人来到田纳西》。

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

除了她自己，没有人搞的清她做的馅饼到底有多好吃，但说是全天下最好吃的，我不信。不过也难说，也许人家有祖传硬功呢？

第二首是《小令》，这应该是我有生之年读过的语言最简练的一首诗了，惜字如金，短小精悍，言简意赅。就两行，八个字：每次醒来/你都不在。不明白她想表达什么意思，我只是认为她应该感到庆幸，幸亏都不在，如果在，是个人估计都想抽她。

第三首是《我终于在一棵树下发现》，这个题目就很有吸引力，立马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她到底发现了什么？告诉你吧：

一只蚂蚁/另一只蚂蚁/一群蚂蚁/可能还有更多的蚂蚁。

真是太绝妙了，这绝对是口吐莲花啊！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词语来形容当时读这首诗的心情。用句网络流行语应该是：直接给她跪了！不得不佩服她的观察力、思考力，蚂蚁我也见过，怎么就写不出来这样的诗呢？怎么就没有推测到还有更多的蚂蚁？！

再欣赏一首她的现实主义力作：《我坚决不能容忍》

我坚决不能容忍/那些/在公共场所的卫生间大便后/不冲刷/便池/的人。

写得真好，直抒胸臆，义正辞严！表达了诗人对这一无耻行径的强烈谴责。这首诗一下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引起了我的共鸣，因为我也比较痛恨这样的人。但我觉得这些诗最好的位置，应该是厕所的墙上，而不是书本报刊。位置错了，味就变了。

在诗人烙完馅饼、数完蚂蚁、发出谴责之后，她忽然不按套路出牌了，从豪放派直接转入婉约风格。简直就是一记重拳，石破天惊，顿时让她的人气急剧上升。请看，诗人发出了直击灵魂的拷问：《谁动了我的花内裤》

晚上想洗澡/发现/花内裤/找不到了/难道真的会/有人/收藏/我的/没来得及洗的/花内裤？

为了诗，诗人也真是拼了！这样重口味的诗，让谁读了，都会忍不住产生一点想象，当然，这里不需要想象力，需要的是推理。谁收藏的我也不知道，但我认为应该是一个病人，因为据我所知，这是一种病。我建议诗人直接报警算了。

欣赏完这几首诗后，如果你还没有被诗人彻底征服，没关系！高手在后面。在当时的诗坛，赵丽华可以说并不孤独，如果说还有能够和赵一比高低、旗鼓相当的，非车延高莫属，他以一首《徐帆》一举成名，红得发紫。

车延高时任武汉市纪委书记，作为领导干部，写诗不是一件坏事，只要不是利用职务影响力，历史上很多具有较高文学修养的领导干的也都不错。但问题是，他的诗实在是太接地气了，说白了就是唠屁嗑：徐帆的漂亮是纯女人的漂亮/ 我一直想见她/至今未了心愿/ 其实小时候我和她住得特近/ 一墙之隔/ 她家住在西商跑马场那边/我家/ 住在西商跑马场这边/ 后来她红了，夫唱妇随/ 拍了很多叫好又叫座的片子。

不知道徐帆读了这首诗后，会不会感动的嚎啕大哭，从而满足车书记的心愿。

车书记也因为他的“羊羔体”诗歌获“鲁迅文学奖”引发争议，毫无悬念的入选“2010年十大文化事件”。

最后，必须得隆重推出一位重量级人物。做官写诗双成功的时代典范———现任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厅长、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副书记的衡晓帆，笔名侯马。毫无疑问，晓帆厅长是优秀的，官做到这一级，没有两把刷子肯定不行，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我今天不是展示他的为官之道，只是让大家开开眼界，看看晓帆厅长的一首诗。

晓帆厅长真不是白给的，站位高，视角独特，他赞美的对象是一个特殊职业者，一般人还没见过，也绝对写不出。请欣赏：《种猪走在乡间的路上》

阳光

这一杯淡糖水

洒在冬日的原野

种猪走在乡间的路上

它去另一个村庄

忙

种猪远近闻名

子孙遍布三乡

……

读着这首诗，我情不自禁的想起了一首歌———女中音歌唱家朱逢博的《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不过，主角不一样，歌里唱的是老牛，而衡厅赞美的是一头种猪。通过诗人的娓娓道来，我们可以看出，这头种猪工作非常繁忙，“它去另一个村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个村庄里正有一头或者几头母猪在望眼欲穿的等待着它，所以此时种猪非常惬意，威风凛凛、意气风发的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霸气侧漏。它有这个资格！它注定是一头优秀的、不平凡的种猪，是一个技术能手，因为“种猪远近闻名，子孙遍布三乡”！

晓帆晓帆，真是出手不凡啊！我服了您。我斗胆建议，您把笔名“侯马”改成“种马”吧，“侯马”显然已经配不上您的诗。

不想再说他们了，每次想到他们的诗，我都感到难过。现代诗歌（也就是新诗）走到现在这个地步，他们这些所谓的诗人难辞其咎。

言归正传，我个人认为，新诗出局的原因，除了社会文化产品极大丰富使诗歌吸引力、影响力下降以外，新诗质量太差是一个重要原因。有的诗诘屈聱牙，谁也不知道表达的是什么意思，纯属自己挠胳肢窝，自娱自乐；有的诗又太直白，就是把日常的口语分成几行而已，像赵丽华、车延高写的那类。这样的诗，怎么可能让普通读者接受，读者接受不了，又怎么可能有生命力？

对于新诗的发展，毛主席曾经非常关注，虽然他并不喜欢新诗。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主席说：“现在的新诗不成形，没有人读，我反正不读新诗，除非给一百块大洋”。

他认为新诗的最大问题是太散漫，记不住，应该精炼，大体整齐，押大体相同的韵。这个建议真是高屋建瓴，一针见血！

诗歌，不能不讲政治，但诗歌本身却不是政治。这个分寸把握不好，诗歌也没有前途。

诗歌的振兴之路，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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