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海一苇

一
二十多年来，我断续点滴写了几百万字的所谓作品，多是缺乏感情的。如今我想带着强烈感情写一写高尔泰先生和他的《寻找家园》，却无处着墨。缘于用进废退的物理规则，我的身上属于人类的感情已自行退化，消失殆尽。也有可能是对此次用情写作太过认真和期待，反倒不知如何处置感情。
我对高先生的感情敬佩为主，又稍显复杂。因为我有个错觉：他是我的一位故人，在某些方面，他深度介入了我的生活，他的一言一行都影响着我，甚至主宰着我……说复杂，是因为夹杂了很多私人情愫，比方说，乡情、怜悯、理解和激赏。至于“心所同然者”，在在都是。惜不能像辛稼轩和陈龙川那样发千里一笑。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其著书，本就在叙说其为人。我因此获得他双重为人的形象。

高先生是离我的故乡最近的一位名士，年龄和我大哥相仿。他的家乡我去过很多次，也就几十公里，故尤见亲切。知晓了他的人生经历，总不免失之交臂之憾。因为，他在南京，在高淳，在成都的某些时光，我可能正经行那里，或稍作盘桓。比方说他在成都最后的那段时光里，我正出差锦官。我要寻找的证人，江阴华士的秦先生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得了淋巴癌。由于他不能把公司债权完璧归赵，公司剥夺了他回乡治病的权利。他的妻子比他年轻不少，一副精明相，总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控诉。我听着虽觉得烦心，却又不免鼻酸，在电梯里偷偷塞给她三十块钱。我那时工资也就一个月不到两百块。我只知道那时全国到处都是拎着人造革皮包做生意的业务员，却不知道还有个搞美术的被拘押。他就在我出差工作的城市，当时或许我们共处某一条街，他走那边，我走这边……
和高先生一样，我是瞪着惊讶的眼睛看他的《寻找家园》的，而我的智力的不足也在阅读的起落沉浮中一再显现。我的智力无法想象世间还有如此美妙的文字，干净洗练，举重若轻，或风轻月白，或快剑斫阵，含蕴无穷。我的智力无法想象历史的真相竟如此的充满杀机，充满死亡，充满荒诞。
他从所有人停止思想的地方开始思想。那是一个危险的开始，并给他带来几乎是终身厄运。然而，他却偏偏受到另一维度神秘额外的关照，那关照如果不是来自上帝，就只能是来自撒旦。他九死一生，却总能在最后时刻成功脱险。
二十一岁那年，他在远离兰州市区的第十中学，写就了平生第一篇哲学文献《论美》，这篇文章的立论在他一生著述中贯穿始终。那就是自由。美的第一要素，美的原始动因，都是因为自由意志的躁动和呐喊。
先生的专业是画画，对着石膏像做精确复制。这是前苏联的美术教育模式，被我国美术教育奉为圭臬，教育家们动情地认为，苏联人为我们找到了世界上最先进、最有效表达、最有价值的美术教育方法和艺术审美视角。初心反感而终于妥协，高尔泰先生通过照相般摹写物象的训练，成为学校写实绘画的优异生。也可能就是这种扼杀自由绘画精神的训练，使他陷入苦闷和压抑。他这样说“一九五五年，我十九岁，被分配在西北兰州郊区的一个中学里教书，很忙很累，生活单调，不快乐，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命运，要由一些既不爱我、也不比我聪明或者善良的人们来摆布。为什么他们有可能摆布我们，而我们没有可能拒绝。久之形成了一种对于权力的憎恨。”作为未曾受过系统美学教育的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他，在没有授课任务的宿舍床头的小纸片上，不可思议地完成了中国美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不刊之论。读其煌煌之言，虽数十载后，犹能感受到先生葱郁勃发的自由精神的无穷张力。如赵勇先生所说：
读高尔泰的书，让你刺激，兴奋，血脉贲张，你会感到一股青春气息扑面而来。那应该是主观论美学特有的气息。而书中的许多观点和论断都斩钉截铁，掷地有声，同时又具有直指人心的效果。比如，当论述到“艺术是自由的创造”的命题时，高尔泰说：“总之举凡一切不是以主体的内在感性动力，而是以客体（受其指令或迎合其趣味的他人）的规定性为依据的‘艺术’都不是艺术。”像这样的话，我觉得李泽厚就说不出来。直到读过《寻找家园》之后，我才意识到，高尔泰的主观论美学固然是理论，但更是作者生命体验的一次倾吐。
“美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马克思语），人的本质是自由的，所以美是自由的象征。……举凡我们可以用来描述和定义自由的一切，都同样可以拿来描述和定义美。”高先生在《论美》的开篇，便旗帜鲜明的定义了他的美学观点，而之后的《美是自由的象征》则用一个三段论强化了这一观点，《美的抗争》《美的觉醒》则从不同角度重申了这一观点。这种一以贯之的观点宣述，不仅反映了他对人生自由精神矢志不渝的追求，也反映了他坚如磐石般倔强人格的不可摧折。
《论美》在《新建设》一经刊出，便遭到四面八方的舆论围剿。没有一个人赞成他的观点，所有人都痛斥他的美学观为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朱光潜先生私信批评，颇具魏晋名士情怀的宗白华先生率先发文质疑。《文艺报》《哲学研究》《学术研究》《学术月刊》相继发表抨击他的文章。面对不服输的高尔泰，洪毅然先生问他：难道所有人都错了，只有你一个人是对的？他陷入空前绝对的孤独。那时他只有二十一岁。之后，李泽厚先生归纳了代表中国美学界的四种观点，有客观论，主客观统一论，自然，高先生被划入主观论。反右运动甫一开始，就有人在《陇花》发文：“敌人在磨刀霍霍，胡风的幽灵又在高尔泰身上复活。”从此，高尔泰先生便开始了他持续三十多年的灾难生涯，直至转道香江，流亡美洲才告结束。

二
不知哪一天，我在微信“看一看”里看到一篇叙说夹边沟往事的叫《沙枣》的文章，文章最后一句是：月冷笼沙，星垂大荒，一个自由人在追赶监狱。我被震住了，忽如身遭电击，禁不住泪流满面。于是我从头又读了一遍。然后我回到文章的开头，找到它的作者：高尔泰。我记住了这个名字。
先生的这句话不仅概括了他的几乎是大半人生，概括了无数人的一生，也必将概括我的全部人生。这句话是五百页《寻找家园》中信息量最大的一句话，它集合了太多的历史事件和人间悲苦。绳检羁绊、铜枷铁锁，尽属失去自由、不能选择的迍邅无奈，并在数以亿计的人那里“总括为一声长叹！”（保尔·瓦雷里）。它以冷峻荒寒之美的简约诗句，为我们刻绘了一幅意境惨淡悲凉，人们进退失据的浮世图景，意蕴苍茫，悠悠百世而不涸竭。
从《流沙坠简》到《天苍地茫》凡四十多篇数百页文字中，高先生用最纯正汉语语言为我们叙说了极权主义笼罩之下种种旗帜鲜明、动机单纯、目的明确的正义恶行，为我们描绘了无意识、无目的的平庸之恶的一幅幅生动图像。比之阿伦特所见识过的种种恶行并不逊色。我们无从精准判别那些事实上参与制造悲惨事件的人们都是一副什么心肠，我们宁可相信他们原都具备一颗天使之心。但问题是，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禽兽，不幸就在于想表现为天使的人却表现为禽兽（帕斯卡尔）。
高先生的文中提到过很多死亡，父亲因不堪劳作折磨的坠地而死，向来好整以暇、充满人生热情的年轻同事不堪人格摧残的跳楼之死，夹边沟专家之死、军人之死……无论是说到那些素不相识者的忽然死亡，还是妻子李茨林于下放受教的漠北穷荒中病死，女儿高林因不得父亲流亡消息致精神分裂死于非命，他都那么克制，隐忍和冷静。高先生在写他大学同学唐素琴时有一句被反复用到的词句“正确的可怕”。此时我们似乎也可以用这样的句式说：漠然的可怕。使人想到“存亡惯见浑无泪”那句诗。当有人问及此事，问他何以能放下仇恨、宽容那些迫害者时，先生断然否定：不，宽容是强者的特权，卑微如我没有权力宽容。那不过是在无穷尽的流亡生活中所体验到的无穷尽的无力感、疏离感，或者说异乡人感，让我涤除了许多历史的亢奋，学会了冷静的观看和书写。
先生的记忆也并非都是灰色，冰冷和血腥的，也有温暖芳香。
吕凤子、吕去疾、杨巩、张仲良、吕斯百、徐褐夫、冯毅然、蹇长春、常书鸿，辛安亭、韩学本、苏恒、王元化……他们的学识，人品，单纯，执着，友爱和正直，成为黑暗中的点点星火，给夜行迷路者以引导和希望。也使得先生的回忆有了温度。
《寻找家园》作为一部在场主义的叙事性散文，是我平生读到的最纯正的汉语语言作品（在此我不想假作谦虚，说是因为孤陋寡闻而得出这一结论）。先生是画家，美学家，他用绘画书法的方式写作，删繁就简，疏密自如，兔起鹘落，笔触轻灵而意象沉重，言有尽而意无穷。作为汉语语言文本，标程百代，足当楷模。又因其丰赡的史料价值和深邃的思想内涵，使其不顾侪辈，凌轹唐宋，差可追美史迁。当然，《寻找家园》毕竟不是史书，但它蕴含的历史价值可能超越史书。历史是旁观者或是后来人对已经发生的世事所做的记叙，《寻找家园》不过是先生自道身世的幽忧之叹。然从历史的应有之义出发，究竟谁更虚无，谁更歪曲，谁更真实，谁更正确，则当烛然而明于读者自心。金粟荐盘，乃知仓廪糠秕，陈陈相因。

三
当一个人停止思想时，他会盲从，鼓噪，也会间或沉默。当所有人停止思想时，则世间将处于极度喧嚣中的死寂。那是一幅令人恐惧的场景。我从高尔泰先生的笔下见识了芸芸众生停止思想的宏大场景，也见识到了思想家停止思想的荒诞惨景。囿于所学，我仅仅粗浅了解到我国几位著名美学家和他们的作品。因而他们的形象一直是高大、健康而儒雅的。直至读《寻找家园》，读到和他们有了某种社会和学术交集的亲历者的叙说，我才知道他们曾有过停止思想的暗淡时光。这对于他们并不能算是污点，但一定是缺憾。相较之下，即便百年往后，相信高先生仍旧懍懍恒如有生气，至于其他人物，则让我看到一幅远古的结绳而治的苍凉图景。
针对《论美》，思想领域里的很多大家都参与了讨论，有温和的劝导，友善的批评，也有来势汹汹的批判、教训和抨击。然而他们的论点并不相同，采用的论据也五花八门，但“有一个特点，即相互对立的各方（除我以外），都强调自己的观点是马列主义而对方不是，并非所有的人都在讨好上面，其中不乏正派诚实的学者，他们是真信马列。”（高尔泰《论美之失》）但我觉得高先生本人其实也坚信他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美学观阐述他的美学认知，而不是像他自己所说是个除外。所以《论美》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在《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马克思表明，美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这一充满现代精神的美学见解，为我们的美学研究，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可见，源于马克思的美学观，高先生得出了完全不同于其他美学家的见解。原因在于高尔泰做了他——作为一个自由个体——应该做的思考。而其他人，他们貌似在思考，自认为在思考，其实他们早已停止思考，因为他们自信一劳永逸地找到了绝对真理，他们的全部作为不过是为这一绝对真理敲锣打鼓、增光添彩。高先生曾为此感到困惑不解，因为他当时还没有意识到他所崇敬的那些大学问家们虽则思维缜密、学识渊博，其实只是习惯了那一特定时空氛围里的畏视塞听，不愿做自由思考。这其中包括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朱光潜、宗白华、傅雷等大师级学问家。在他们心里，那个绝对真理就像是固若磐石的锡安山，其他任何思想都不过是流动不住的巴比伦河水。我好奇的是，若干年后，他们是否在巴比伦河边坐下？是否一追想锡安就哭了？
傅雷先生当时给这位“问题青年”的回答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已经回答了你的所有问题。你口口声声追求真理，真理早被证明，就在你眼前。朱光潜先生则指出他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劝他学习列宁批判马赫的著作。同样是不赞成高先生的观点，西北师范学院院长徐褐夫先生的做法则大异其趣。徐先生收下衣冠不整、灰头土脸、冒冒失失闯进他办公室的某中学年轻教师高尔泰的手稿，让他过两周来取。当高尔泰第二次登门时，徐先生满脸微笑，问寒问暖，蔼然长者的关爱，让高先生顿生亲近敬佩之情。徐先生在他的《论美》稿件上做了八千多字的批注，并询问高先生有没有读过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批判》，让他一定抽空认真阅读。临别时，他让高先生回去好好看看他的批注，说有问题可以再商量。高先生赞美其文，对徐先生“信念的执着、逻辑说服力，以及渊博的哲学史和艺术史知识”表示由衷钦佩。他虽感激徐先生的关爱，却不能接受他的观点。徐先生为此很是伤心。1960年，高先生再度看望徐老夫子时，他已然是一介平民，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缠绵病榻，未几离世。另一位西北师范学院的教授冯毅然先生虽持不同观点，却和高先生惺惺相惜，肝胆相照，交成莫逆。这些具有独立人格的纯粹学者们高蹈的行事为人方式，至今仍令我激动抃舞，而一旦思及他们凄凉坎坷的生世，总不免慷慨生哀。
比高先生年长五岁的李泽厚先生是新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相比高先生他有着更加系统和渊博的哲学学问。早年的他同样是锐思进取的学人，对高尔泰的美学观虽持异议，却不予置废。在《论美》被围剿之时，李泽厚著文概括了美学界四种观点，高尔泰的主观论，蔡仪的客观论，朱光潜的主客观统一论，他自己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统一论。颇见襟怀。高先生为此对李泽厚很有好感，并保持联系。但多年之后，李泽厚忽然发声，说五十年代那场美学大讨论只有三种观点的交锋，不存在高尔泰的主观论，且“美学领域从未有过政治批判”。高先生说，他“读到‘没有政治批判’和‘只有三种观点’两句，有一种两次被伤害的感觉”。赵勇先生认为，“高尔泰之所以有再次受伤害之感，是因为他的主观论美学不光是一种学术观点，那里面还浸透着自己的血和泪，悲与痛。抹掉他的观点，就等于抹掉了他的罹难史，他的全部苦难便没有了着落。”我想，这也是他挑战权力意志，坚决捍卫自己的美学观点的一种责任担当。而其他美学家们所以无法达到高尔泰的思想高度，也仅仅是他们以学养学的学问态度所决定，他们可能没有高先生的天然叛逆精神，也没有高先生的九死一生的人生经历，还缺乏高先生作为艺术家的实践经验和感悟。当然，他们也可能出于明哲保身的需要。

四
高先生获得相对自由以后，想画一出些有意思的画，就是他小时候为了躲避日本人举家隐身大游山那几年里，在稻场上所做的那种恣纵烂漫的画作。但无论怎样努力，在大学学得的精确物象描摹法总会不失时机站出来，强力褫夺他的自由绘画精神。他画出的每一幅作品，都像是机械制作完成。他不得不慨叹，严格的写实技术训练，久而久之不仅改变了他的感觉方式和思维方式，且不可逆转。那是一种灵魂的改铸，那种限制思想和自由的规则一旦形成，其统治力之强大可以渗入地下，并传递给人类的继嗣。就像经历过一场大脑的洗劫，能够重回属于自己的固有思路和思域者，万不挂一。
然而，高尔泰先生或许对那种千人一面的写实描摹绘画技术恨不起来。因为正是那种技术，使他躲过了夹边沟的死亡，获得在异国他乡的生存资本。诚如其母所总结的，儿子只要画画，就能走好运，只要写作，就走厄运。为了纪念国庆十周年，当时的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居然想到了他，因为只有高尔泰能画那种篮球场一样大的巨幅画作。省公安厅派人把他从夹边沟带回兰州作画。他不但走出死亡的荒漠，还得以住上酒店，吃饱喝足。多年之后，当高尔泰夫妇准备离开香江前往美洲之际，港方特意为先生夫妇安排了一场画展。那些广受专家和媒体赞誉的用心之作却一幅也没卖出。卖出去的全都是依靠他在学校里学来的那一套技法创作出的消费产品。到达北美，先生有幸遇到生命中另一位贵人星云法师。为了解决先生夫妇的生计，法师请他们为洛杉矶西来寺绘制一百幅禅画，寺院按每幅一千美金支付润格。为了对得起星云上人垂爱，先生费尽周折，花重金购得生宣，以水墨渲淡的国画技巧绘制了一批大写意佛像。但众僧并不买账，他们纷纷摇头，说不知道画的什么。无奈之下，高先生只好又改回工笔重彩，尽管神采尽失，却偏得众僧好评。在台湾展出后，还出版了精美画册，星云上人亲自作序，销量可观，收益亦丰。但高先生和妻子蒲小雨却“一点成就感都没有”。就像他写作《寻找家园》是为了寻找意义，对他来说，没有意义的艺术就不是艺术。
很多时候，真正的艺术，包括文学作品，无论在何地，也只限于孤芳自赏。赚钱养生，还得依靠那些世俗的低级趣味的作品。生活需要美，但更多的人需要的是整齐划一、千人一面、千年不变的作品去装点他们所理解的美。他们的审美一旦被定格于某一层面，则终身受用不改。似乎他们需要的正是那些没有生命没有灵魂的所谓艺术。高先生能活下来，就因为他没有拒绝他们对庸俗、浅薄、僵死、空虚的需求，就像维摩诘现身说法那样，混迹红尘。他在审美的异化时空里获得生存的机会，又无可回避地用异化的审美来消耗自己的生命。就像他最终来到拉斯维加斯，他的本意是要寻找一个远离尘嚣，能让自由精神栖息滋养的清净之地，但他却选择了充满金钱、脂粉和雪茄气味的城市安身立命。先生说，“我这辈子，和沙漠有缘。青年夹边沟，中年敦煌，晚年拉斯维加斯。拉城是沙漠中的华都，万紫千红相幻，纸醉金迷。就精神生活而言，单一唯物，一如城外风景。是一个双重沙漠。”他在属于他的晚年再度选择步入异化空间。他在烟花万重、炫丽缤纷的拉斯维加斯之万家灯火所映衬的深邃夜空，看到了无尽的荒凉和空虚。

五
我通过《寻找家园》，找到了高先生一生经行的大致路线，因而想到莫迪亚诺的求生路线和逃逸路线：淳溪——苏州（苏州美专）——丹阳（正则艺专）——苏州（师范学院）——兰州（第十中学）——夹边沟农场——兰州——酒泉——兰州大学——敦煌（文物研究所）——兰州大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兰州大学——成都（四川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娃娃桥）——成都（看守所）——成都（四川师范大学）——香江——北美……
十四岁那年，高先生只身赴苏州美专上学，舟行水域，愁思茫茫：黄昏时分，船在石臼湖上航行，千里水天一色，上下是新月。回首来路，落日殷红。我靠着舷窗，想家想得厉害，计算起还有几个月放寒假来了。在家里想出去，想不到一出门就想回家。更想不到从此漂泊天涯，欲归无计，万里西风瀚海沙。
先生大半生都在漂泊，像一根轻脆而易折的芦苇，一根会思想的芦苇。帕斯卡尔说，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因此我们要努力好好地思想。这是道德的第一原则。
初到异国，别有用心的记者问高先生：如今你是否有得到天空，失去土地的感觉？高先生回答，我从不曾拥有过，何来失去？我因此想到《思想录》里的一句话，我想这是高先生匆匆未暇说出的：我占有多少土地都没有用，因为空间，宇宙吞没了我，囊括了一切。而由于思想，我囊括了宇宙。
高先生说，生理饱足，有没有灵魂的饥饿，这是区别艺术家和非艺术家的一个重要界限。进行扩展解释，我认为，灵魂是否会产生饥渴感，是区别一个人是否会进行思想的重要标志。我们所处的人群，个个都有一张脸，都有会转动且富于表情的眼珠子，有一张能说会道，适时表达喜怒哀乐的嘴巴，可多数人的灵魂不会饥渴，因而他们的思想引信不会被点燃。

六
在我刚刚记事的时候，父亲不止一次跟我大哥谈到淳溪高家，谈到高老师的才学和他有个调皮聪明而精于绘事的儿子。当他谈到高家家道中落时，总不免长吁短叹。记得父亲说过，他年轻时不止一次去过圩乡。我在《寻找家园》之“梦里家山”读到，高尔泰先生的父亲为结茅立舍，建成自己想要的房子，曾出门做生意，经营四方。他把采购来的菜籽饼、棉籽饼、豆粕等装在乌篷船里，销往偏远的乡村农户，常旬日不归。他可能到过东坝，双牌石，洪兰，南渡，社渚、白马桥，郎溪……他可能和我的父亲在某个小酒馆相识，是可以谈心的熟人……家父口中的高老师是高尔泰先生的父亲吗？
1989年9月的某天，我到南京宁海路一处陈旧建筑里办事。当晚在该机构所属简陋的招待所过了一夜。那天夜里我又想起我在海陵两年多的时光，是《世说新语》和宗白华先生的《美学散步》伴我度过那些孤寂绝望的日日夜夜。次日办完事，借了朋友的自行车，一路骑行到鼓楼公园。我一直想看看这座建于明代早期的公园究竟还有多少可供观赏的古迹。当我走到公园离南京大学后门不远处时，忽起鼎沸人声。但见几个壮汉将一位年约六十、相貌粗犷奇伟的高大男子挟持控制，将其推搡着塞进一辆早已等靠在那里的汽车。和他同行的一位比他年轻许多的文雅女子大声呼叫，拦住汽车。那男子从车窗向她大叫，或许是呼救，或许是让她逃跑。由于离得比较远，没能听清。但那女子又被车外几个人控制，塞进另一辆车。一阵暴躁的引擎声浪袭来，车队快速驶离现场。这是绑架吗？我听到有人用惊恐又复兴奋的语调发问。有人回答说，我认得那老头，他是南京大学的教授。那些人为什么要抓他？鬼晓得。我站在那里，等待车尘缓缓落下。我想，他或许是年中那场事件的漏网之鱼。出于职业习惯，我能肯定那些抓捕者是警察，但我想不通他们为何要采取这种抓捕凶犯的方式抓捕一个大学教授，如果那男子真是教授的话。我记得那男子当时手里拎着一个热水瓶，难道警察认为那是一件可以引爆的杀人武器？
三十年后，我在《铁窗百日》里读到这样一段话：“从家属院到学校后门的路，要经过鼓楼公园。在那里被一群便衣迅速围住，快得来不及反应。我被抬起来塞进一辆吉普，手里还拿着碗筷和暖瓶。小雨挡住车子，大喊大叫。一个便衣打开车窗，吼她让开。我趁机大叫，快去找校长！有人拉开她，吉普朝前冲去。她追过来，趁窗还没关上，我又大叫，快去找校长！……”——被便衣抓捕的男人是高尔泰，我记住了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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