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的枣儿又红了

朋友从老家捎回一兜枣儿来,分给大伙儿尝尝鲜。我眼前便浮现出老家院子里的枣树。

姥姥家院子里的枣树。

颗颗闪亮的红枣玛瑙般地挂满了树,整院子都喜庆起来。

姥姥花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身上一件白洋布侧襟盘扣的袄褂穿了不知多少年,泛着岁月的青白,姥姥太过日子了,一针一线都是好的。她时常坐在厅屋的门台前的一只四腿儿的小枣木凳上,秋日温和的阳光柔软地洒了她一身。

她脚前的竹篾簸箩里堆满了红红的枣儿,这些枣儿,是她的财富,也是她的希望,也包括牵挂。

姥姥一辈子生了六个女儿,没生一个儿子,这让她在经常无端咆哮的姥爷面前总是无声地忍让,也无声地操劳,从不大声说一句话;不耐烦了,顶多说一句“你这倔老头子呀,真是上辈子欠了你的……”

姥姥这辈子最喜欢枣,也离不开枣,因为枣顶用。姥姥用房前屋后的那一片枣林,一年一年,为六个女儿都准备了“跟帮带遛儿”的嫁妆,没让一个闺女嫁得寒酸。

每嫁一个闺女,姥姥就哭一回,到最后,不哭了,因为最小的女儿也嫁了。从此后,姥姥再没的哭了,一句一句都变成了语重心长的嘱咐“跟人家好好过日子,穷富不是要命的计较,和睦才是长远的根本……”

姥姥的每一个女儿都嫌她唠叨,不是躲着,就是不耐烦,赶上心里有委屈、有气的时候也跟她吵架、顶嘴,这种时候,往往是以姥姥的失败、妥协告终,用一声长长地叹息画上句号。到最后,娘和这些姨们也都老了,孩子一大堆了,吵不动了,姥姥也更老了,老到只剩下最后一口气的交待“你们都好好地过……”

她的六个女儿,跪在灵前哭了一场、又一场,她们也终于明白:当娘不容易,当六个女儿的娘更不容易。

我娘是老三,生我的那年,难产病重,之后一直身子羸弱,所以,我成了姥姥的十一个外孙、外孙女当中,带得时间最久,疼得最多,也惯得最不像样子的孩子。

每一个生命,都是这世界的宝贝。无关美丑,无关贫富,无论你光芒四射,还是平凡如一棵小草。你总会是一个人的宝贝,也总会有一个宝贝是你的。

我是姥姥带大的。我是姥姥的宝贝。

姥姥每年把打下来的那些红枣儿都仔细地一一筛选,分类装进不同的口袋,上好的、中好的、一般的,基本都是卖掉,换回一家的柴米油盐,也慢慢攒下一些钱,以备急用。所谓的急用,基本都是给了她六个女儿,上学、出嫁、孩子生病,没有让一个人为过难。

姥姥卖枣的钱,成了她们的“大救星”,让她们心里坦,让她们不害怕。

品相不同的枣卖不同的价钱,这是姥姥的精打细算,姥姥说这样卖的钱会比掺和在一起卖,卖的钱多。姥姥没上过一天学,大字不识一个,但姥姥的这份“细算”,不输任何精明的商人。到最后,家里剩下的,那些干瘪点的,姥姥也是细细再挑一遍,有虫眼儿的是坚决要扔掉的,毫不犹豫。姥姥说:“被虫子钻了虫眼儿的枣儿,即使外面看着再红艳,吃到嘴里也是苦的,因为心儿里坏了。”后面的话,姥姥没说,长大后我明白了,其实她是告诉我们:人也一样。

姥姥把这些不怎么好的枣儿,用水煮了,然后晾干,那些枣儿照样也能变得肥肥厚厚,甜软如蜜,然后用这些枣儿,给我们蒸枣馍吃。姥姥家,一年四季都有枣馍吃。

姥姥也拿这些枣儿送人,送邻居,送村子里相互帮衬的人,积人缘,还人情,用她最朴素的道理和最平常的物什——她的枣儿,交人、善友,一生与人和气,不争锱铢,满怀慈悲。

我当然也成了那个吃枣最多的孩子。姥姥坐在门前抱着簸箩认真地挑枣儿,我就给她捣乱,冷不丁往簸箩里抓一把,往嘴里填,姥姥便急促地一声声叫着“小祖宗!小祖宗!吃物莫争嘴,行事莫贪急。要命的来……”一边捉住我的小手,一边从那几颗枣中挑出一个最肥大的,先看看有没有虫眼儿,待放心了,才嗔怒一下塞到我嘴里道:“记得吐核儿,把核儿吃到肚子里,要长出树来,可了不得。”

我便一下子被吓住,顿刻止住了嘴巴,瞪着无辜的大眼睛看着她,姥姥却“噗嗤”地一声笑了,跟我一样,也像个孩子。

长大后,我当然知道肚子是长不出树来的,但却时常做一个同样的梦,梦见自己身体里长出了一棵树,一棵大大的树,树上结满了红红的枣儿,颗颗都比苹果还要大。姥姥仰头站在树下,看着满树硕大奇丽的枣儿,万分欢喜,说:“咱们祥娃,还真有本事呢,果然把树给长出来了……”

晚上睡觉,被姥姥搂着,无比温暖,那是一个三、四岁孩子,最安全温暖的依赖,不怕做噩梦。有噩梦也不怕,有姥姥在。

那时的冬天出奇的冷,姥姥做晚饭时,就在灶膛里埋一块老砖,睡前用一块粗布包好,给我暖被窝,或者叫我抱着,冰凉的被窝儿,便会慢慢变成一个春天。

那时的夏天,蚊子咬,乡下买不到蚊香,人们常常用一把蒿草把屋里熏得烟气腾腾的,但总还是有些赶不走、拼命急着喝人血的蚊子,姥姥就用一把大蒲扇不停地给我扇,直到我尿急起床,时常看见她手里举着扇子,歪倒在一边打瞌睡。多年以后,现在没有这样一个人为我赶蚊子了……

那时候穷,乡下没多少零食,吃枣儿早已不能满足我的“馋欲”,偶尔有来村子里卖糖葫芦的,姥姥不在家,我就缠着姥爷给我买,但姥爷不给买。姥爷很凶,姥爷阴着脸说:“不能惯你这馋嘴的毛病,一个小子,长大了没出息。”我哪里管什么有出息、没出息,我就委屈抹眼泪儿,到最后哇哇大哭,滚到地上撒泼打滚儿,耍无赖。

姥爷很顽固,我也很丢人,但往往要是姥姥赶回来了,连忙地扯起滚了一身土的我,拍前拍后地央告“小祖宗,小祖宗,不要把脸丢到姥娘门儿上,要不将来讨不到老婆……”一边说着,一边扯着我追喊出人家那卖糖葫芦的老远“大兄弟、大兄弟,等一等,我们要买串糖葫芦,莫走呀……”。

一支糖葫芦塞到我手里,我便开心了,一脸脏痕地不停地往嘴里舔,赖皮终于得逞,那副样子,真是狼狈可怜,又叫人笑话,很丢人。

姥姥用食指戳我的脑门说:“你呀你!”

关于“讨老婆”这件事,第一次被“提上日程”的,也是姥姥。

邻居家有一个小芬姐,九岁,长得极好看,扎着两条大辫子,总有用不完的红皮筋,时常在院门前玩跳房子,我也想跳,她不让,吼我“笨”,还骂我“臭小子,不要跟着瞎掺和。你不应该在这里,你应该滚回你家里去……”

我就很受伤。但我不敢反抗,我怕她,因为她一发怒起来,会用尖尖的手拧的我脸蛋儿,疼的要命。我只有等她和她的小伙伴们不跳了,上去用脚拚命地抹掉她们画的“房子”,解气、报复。

一副很没出息的样子。

有一次,我被欺负急了,骂她:“你再凶,叫你嫁不到人。”但她却不当回事,“不嫁就不嫁,干你屁事!”

我便没有新的办法对付她了。

到后来,对小芬姐“嫁出嫁不出去”诅咒。我改变主意,是因为姥姥。

那时我又大了两岁了,七岁,长个儿,身上的衣服总是穿不了多久就变短。姥姥一边不停地给我做着衣服,一边教导我说“祥娃呀,长大了哟,长大了要有出息,不能光长个儿,不长出息。不能贪嘴,不能骂人,不能捣乱,要像个大人,懂礼貌,心里要装事儿,要抬眼看远处的事儿……”

长大了,我才知道姥姥说的这个叫“理想”,人得有追求。

 

姥姥教育了我一番后,就安慰我说:“只有你长大了,长得有出息,才能不怕人,不怕事,也才能娶到好老婆。这样,你听话,长出息,长大了我叫小芬姐给你做老婆好不好。”

我听得很鼓舞人心,也渐渐变得很乖。我的“乖”不是听话,而是见了小芬姐不再害怕,因为我心里暗想“你迟早要做我老婆的,到时候我看你还厉害不厉害。”

然而,我七岁,离开姥姥了。

我被接回我家了,因为我要上学。娘的身体也渐渐好起来。

临走的那天,姥姥抱着我哭,万般舍不得,好像割她身上的一块肉,好像我走了,就像要她的命。我原本只顾着回家的高兴,一下子也被她弄得想哭。小孩子还不懂别离,但那一刻,姥姥死死抱着我不愿撒手的样子,叫我心里一阵一阵地发紧,也懵懂地感觉到,生命里的确有一种温度,是以命相依的。

到最后,我傻乎乎地说了一句:“记得,给小芬说,叫她做我老婆。”姥姥一下子破涕为笑了,脸上的眼泪都开出了花儿。

当然,小芬姐终是没跟我做成老婆的。听说,后来,她努力地学习,努力地学习,学到美国去了,嫁没嫁人,或者嫁了一个什么人,我无从知道,也无关紧要。

回到自己家后,姥姥每隔七、八天就来我家里一趟,姥姥不会骑自行车,十几里的路,都是姥姥挎着沉甸甸的包袱,颤巍巍地一步步走来,走到我家时,头发也乱了,脸也红了,裤管上全是土,然后见了我,一样一样地从包袱里往外掏东西,红枣,冰糖,铅笔,文具盒,给我做的小衣服,小鞋子……

然后摸着我的头说:“祥娃,你真出息了呢!上学好好学,考个第一,姥姥脸上也有光……”

姥姥在这里吃完晌午饭,帮着娘做些活计,就说要回家,娘说:“在这里住一宿吧。祥子晚上睡觉光说梦话喊姥姥。”但姥姥到底没在这里住过,说姥爷一个人在家,怕吃不上饭。

一直到我上初中,去镇上住校,六年光阴,姥姥来来回回,从她家到我家,从我家到她家,不知跑了多少路。

我终于也长大了,而姥姥也眼看着一天比一天老了。

后来,我上高中,上大学,从农村一步一步远离城市,也远离姥姥。那段日子,我感觉我慢慢将她忘了,忘得不那么在意,忘得梦里渐渐没有她了。

姥姥呢?也渐渐忘了我吧。

只是每年春节去姥姥家一趟,给她拜年,给她磕一个头,她把所有吃的东西,都拿出来,在炕上堆一堆,不停地催我“吃、吃、吃!祥娃,吃……”

我眼里竟能滚出泪光来。

姥姥,真是的老了。

姥姥走的那年,是我刚刚参加工作,挣了两个月的实习工资,我给娘寄回去,我说给姥姥两千。

但姥姥没花上。

我请了假回去奔丧,姥姥成了躺在冰棺里那个再不会说话的人,再不会说一句“小祖宗!小祖宗!吃物莫争嘴,行事莫贪急。要命的来……”也再不会说一句“祥娃呀,长大了哟,长大了要有出息,不能光长个儿,不长出息。要抬眼看远处的事儿。”

而姥姥带大的外孙子,出息没出息,姥姥也不能知道了,享不到她外孙的的福了,但姥姥的红枣树,终于在我的梦里长成一片郁郁葱葱的枣林,年年开花、年年结枣儿,隔着时光与故乡与我相思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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