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钱玉岁总编辑之间的过节

尽管我与钱玉岁老先生之间有过过节,我的记者美梦就曾跌碎在他的门槛上。但一直以来,我这个首任首席记者都深为供职的那家报社首任总编辑钱玉岁先生感到惋惜。他家学渊源、满腹经纶,拥有丰富的办学和办报经验,原本可以有名著流传后世的,可惜毕生精力与心血都给了新闻事业,仅留下一本薄薄的自印小册子《我的白皮书》,里面收集了他办学、办报的诸多原始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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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玉岁的父亲是孙中山先生的贴身侍卫,后来在军中担任过要职,他给自己的六个孩子们按“中华x国万岁”取名字,钱玉岁排行最末,名字最后一个字自然为“岁”。我看到过钱先生保存他的哥哥,特别他的两位姐姐的照片,真正的民国美女。那种外表的美丽和溢自骨子里的高贵气质,远远赛过后来世面上常见到照片的张爱玲之流女子,堪与林徽因比肩。可惜他的姐姐们岁数不大就过世了,没时光做更多精彩的事情。

钱玉岁先生1961年从复旦大学新闻学系毕业,转战了好几家出版和新闻单位,极富有创新思想,行动能力又极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领头创办了全国第一所新闻刊授大学,学员遍布全国各地,多达两万多人,都是有志于献身新闻事业的人。我大学毕业分配到野外勘探石油,就曾在他创办的新闻刊授大学学习过,播下了热爱新闻的理想种子,受益非浅。九十年代初,钱玉岁先生领头创办了安徽省第一家面向市场的都市报《新安晚报》。报纸在他手里成了全国类似都市报的一面旗帜,培养出了一大批在业界极有影响力的名记者、名编辑。钱玉岁先生仅此两项国内首创、省内独创的新闻之举,在几乎没有资金投入的艰难情况下,白手起家取得了极辉煌的成就,无论是其现实意义,还是社会的深远影响力,都业已成为安徽新闻史、乃至中国新闻史上绕不过去的一道靓丽风景,注定要载入新闻史册的。

 

钱先生的老伴是名医生,一直照顾他生活起居。因病不幸去世后,钱先生连简单的生活也维持不好,后来病卧在床,更是难上加难。有一段时光,他连爬起来开窗的力气也没有,还是楼下老邻居每天上来给他家开窗,晚上关窗。有时中途有风雨,邻居不在家时,他只能卧听窗外风声,目睹大雨淋进窗内。就是在这种境遇下,他断断续续手写出一篇万字长文,记述《我家的辛亥革命》。《新安晚报》当时用三个整版篇幅刊发出来,成为辛亥革命纪念活动中轰动一时的好文章。连我们报社内部同仁都争相阅读,鼓噪着钱总要是将此写成一部著作或是一部电视连续剧,肯定是极有影响力的著作,世事风云、家国情怀、世道变迁都浓缩在钱家父子、兄弟姐妹身上,可歌可泣亦可读。可是,钱先生那时差不多用光了最后的一点力气,没过多久,钱先生生命的最后一束光也熄灭了。我跟报社同仁们去他家吊唁,心里五味杂陈。他无论是出身还是经历都非常奇妙,又是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本可以有非常好的著作传世的,可他将生命的最后一束光都给了新闻事业,仅给人间留下了一本薄薄的自印小册子《我的白皮书》。

 

涨姿势的图片

他在这本自印的小册子前写了篇《自序》,开头写道:

岁月不居,往事历历。搞了一辈子新闻,总想留下一点什么。新闻是历史的刻痕,虽然有一定的价值,但毕竟是易碎品,值得留存的并不多,何况曾经的那段荒唐年代写的‘假大空’,更不值一提。于是,我打消了汇编作品的念头。


像他这样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毕业于中国新闻学系最好的复旦大学,又是安徽新闻史上一代报界奇人、领军人物,回首自己一生的新闻生涯时,收拾曾经倾注过才华与心血写出来的那些作品,不免有些黯然神伤,亦如他悄然离别人世,我们忆起他时不免有些黯然神伤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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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轻时候曾受教于钱玉岁先生,缘于他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新闻刊授大学。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野外勘探石油,常采写些感人的事情写稿投寄给报社,偶有文章见诸报端。看到新闻刊大招生的公告,便报名参加新闻刊授学习。那时钱玉岁先生担任刊大教务长,具体负责所有业务事项,名誉校长由他出面回母校复旦大学请了王中、徐铸成教授担任。授课的都是国内新闻界、教育界名家。

 

 

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对“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记者职业极为崇尚,新闻是时代的科学、时代的艺术,学习新闻犹如给自己插上了翱翔于时代的翅膀。钱先生主持编印的每期《新闻刊大》我怀揣着跑野外,石油工人闲时抢着翻看那些女明星画报,我躲在角落里翻看《新闻刊大》。那些人把女明星画报吻潮了、抢烂了,我的课本边角也翻烂了。上面那些复旦、人大、武大等新闻系教授撰写的文章,我多能背诵出来。每学期到省城面授听课,那些或从炮火中走出来的战地记者、或是成名于报社的名记、或是大学新闻系教授的课,听得我们热血沸腾。我曾看到当时《解放日报》摄影记者张蔚飞拍的一幅新闻图片:上海黄浦体育馆挤满了听新闻刊大面授的学员。看台上黑压压的听课学员,无不聚精会神、凝神听课。

 

 

那是怎样一个新闻的火热年代啊,一代有志青年都渴望采写新闻赞颂先进、激励斗志、揭露阴暗,也期盼自己能像那些从新闻界走出来的前辈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大作家一样,建功于火热的生活,流芳名在人间。“记者”这粒理想种子深深的埋进了我心田,我开始研究报纸上名记者采写的“新闻”,随时注意采写新闻,更积极的给报社投稿,立志当一名职业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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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新闻采写业务能力快速成长,得益于钱玉岁先生领军创办的《新安晚报》,我成了这张刚刚创办的都市报最生猛、上稿最多的通讯员。可我的记者梦,恰恰就跌碎在钱先生的门槛上。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各省日报先后创办一张覆盖全省的都市报,当时已是《安徽日报》政文部主任的钱玉岁先生受命率周根苗、侯学文、江海波、赵锋、汪清波、顾群、胡美兰七位日报同仁跳出日报体系来创办《新安晚报》。日报社给了三万元创办费用,一切从零开始,晚报新闻也从一张白纸起步。这家报社开办之初一个举动算是开了全国同类媒体的先河:面向全国公开招考录用十人进报社当记者。那时的记者,贵为“无冕之王”,不仅是许多年轻人的梦想,更承载着普通老百姓的深切厚望,期盼这张“为老百姓办,给老百姓看”的报纸,记录时代,引领潮流,替天行道,为民请命。

 

那次招考报名者多达四百多人,借用省城一所中学的教室考试,取成绩前四十名者面试,查验发表过的文章。报社需要的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记者,不要花拳绣腿。我记得当时张榜公布成绩时,一分半分间都并列好几个人,勇夺第一名的是武汉大学新闻系毕业的杨宇坤(现任报业集团办公室主任),我们都趴在六十几分或之下,他一人考出76分。我面试排名13,体检时涮掉一个,还有一个原单位不放人,顺延到第12名,我真正成了“孙山”被拦在了报社门外。这次公开招进报社的记者全都是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过许多年的大学生,无论是才情还是对社会、人情世故的理解都深刻,采写出来的新闻当然与众不同。极短时间内,这张新创办的《新安晚报》就异军突起,成为老百姓争相阅读、领导干部极为关注的一份都市报。

我虽然没能进报社,却照样给这家晚报采写新闻。那时我也从野外勘探调进了省城工作,单位与报社不到两站路。还在一家单位当个小头目,因工作需要还拥有冲洗照片的暗房,自己随时可洗黑白照片。我在工作之余,起早贪黑走街串巷尾、进百家跑千户,抢抓突发新闻,最快冲洗黑白现场照片,及时送往《新安晚报》。那时李今枚、顾群、杨宇坤、项宗友、胡跃华、汪清波、汪俊等编辑都编发过我采写的各类社会新闻。最多一周刊发过我的三个头版头条新闻,弄得当时一版责任编辑顾群先生跟我商量:能不能用个笔名发表文章,你这样生猛弄得本报记者非常难堪,于是我取了个“耕夫”笔名。当时报社有个非常好的形式,每个周末下午全体报社记者编辑例会,由总编辑或副总编讲评一周新闻得失,指名道姓,丝毫不留情面。他们多次在会上拿我的新闻分析给记者听,不忘臭他们:“你们这么多职业记者,干不过一个业余通讯员,害臊不害臊?”

 

 

又两年,报社再招记者。这次不考试,带自己发表的新闻作品与钱玉岁总编辑直接谈话,决定取舍。我按报纸上公布的电话给钱先生打电话,钱先生很客气地说:“我知道你,你过来谈谈吧”。我犹豫了,因为当时我所在的单位正在分配住房,能在省城拥有自己的一套住宅是农家出来的孩子很大的一个梦想。再者,当时《中国石油报》催促几次要调我去当记者。犹豫间,我既没去见钱先生,也没给他打一个电话。此次特招进报社的一批记者有高校教师、单位宣传部、财务科负责人,报社更加兵强马壮。我的房子有了着落,我当记者的愿望更强烈了。有一天,我送稿子去报社跟早已熟识的编辑记者们聊天,他们鼓动我直接去找钱先生。江海波副总编也指指钱总办公室说:“你直接去找老钱。”我在钱先生门口报告,他埋首看稿子就是不让我进门。伫足不知有多长时间,他丢出一句话“叫你来时,你去哪了?不是真的热爱新闻嘛。”

 

 

那天,我垂头丧气离开报社,心里很气这个古板的老头子,也憋着一口气:纵使这辈子与记者无缘,但是我还有采写新闻的权利。于是,我更加疯狂的跑新闻。毒辣辣的烈日中午,我骑辆加重自行车,后座架子驮着照相机,前面框子装几瓶自来水,大街小巷跑新闻。遇到突发事件,抢上前参加救助,抓拍现场图片,了解情况。事情处置结束了,我的新闻也有了。自行车框子里的瓶装水不是用来喝的,而是感觉头顶上要冒烟了拧开瓶盖浇水熄火, 我不能热倒在马路上,成为另一起突发新闻的主角啊。大雪飘荡的寒夜里,我在暗房冲洗出现场照片回家,路上结冰很厚,我已没有力气骑车,便推着车孤独地走回住处,胡乱搞点吃的,伏案写文章,直到天明,收拾好文章、配上图片,又骑车挨家报社送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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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玉岁先生退休时,我已过了当时报社进人的最大年龄限制了,心里有些记恨这个老夫子。

后来省城另一家有着近五十年办报历史的报社公开招考记者,一位叫丁梦林的负责人多次亲自打电话找我,尽管我没有去考试,他仍然说只要我同意他就把我作为第一名公布出来。我的老朋友吴国辉当时已是《新安晚报》编辑,他获此消息后,与报社李今枚、顾群、戎毓明、项宗友、王勤益、汪清波、汪俊等差不多全体老编辑们结伴找到报社领导,称如果放何显玉到竞争对手报社去,他将成为我们报社的头号杀手。当天,报社领导班子开会研究,专门给日报社党组打了份特别报告,申请破格调我进晚报做记者。日报社党组领导疑惑地问:“何显玉不早就是报社记者了吗?我看过他写过那么多好新闻。”

 

我如愿以偿圆了记者的梦,可我还是有些记恨钱玉岁先生。我进报社后,他已去商报当顾问了。经常听同事们讲有关他的诸多事情,特别是讨论新闻选题、给新闻起标题争论不休时,总会有人讲“钱总要在时,准会……”有个叫吴秀青的硕士女记者写了篇《钱总其人》文章发表在别的刊物上,别人都夸写得好,把钱总写得跃然纸上,严厉中可亲可爱。我匆匆扫了一眼文章,不以为然。有一次,我获得“五四青年奖章”,老编辑们起哄说搬块大金牌回来要请客的。我便在报社边上的“红灯笼”酒店请大伙儿喝酒,他们谈到一编辑有一次与钱玉岁总编辑为稿子的事情,两人在走廊上大吵,性格刚烈的编辑气得上前揪了钱先生的衣领子。我一向尊重如兄长般的他,这次我借着酒劲说话了:“老哥,你这就做得不对了,钱总毕竟年长,你怎么能跟他动手?”老哥一下从座位上跳起来,指着一桌同事说:“他们都是坏人,你问问这里哪一个没被老钱当面骂过?哪个没跟老钱吵过?我那天站起来跟老钱为稿子的事争吵,吵的时间长了,老钱站不住晃荡要倒的样子。我怕他跌倒,伸手扶他,竟被这些坏人说成是揪他。”众人皆笑,“老哥,我们说着玩的”。老哥转怒为笑,“就是嘛,老钱回办公室随后就送‘阿诗玛’给我抽呢”。

那天是周末,同仁们轻松,借着酒聊天说了老钱许多事情。我终于能听得进耳朵、记到进心里了。他们描述老钱在报社每天的工作路线图:早上随意买点早点充饥。到办公室后,先询问当天的发稿情况,看新华社、中新社、国际广播电台的来稿目录。然后将每天要解决的问题写在一张纸条上,按照顺序-一处理,然后就在大厅内东奔西走,大呼小叫,抓这个骂那个,一一落实,搞定一样就打一个勾。骂过回办公室拿“阿诗玛”出来散给人抽。上午看版片面,把政治关、人情稿,签发付印。付印后到工厂制版车间再查一遍,作细节性的修改,直到制成PS版后才回家吃饭。下午上班,途中必到发行部了解当天的零售情兄。看自发来稿,一一筛选,对可用或可参考的稿子作批语。接着开编前会,将第二天的发稿情况理一遍。晚上对未尽之事作一思考规划,并规划第二天的工作安排。他像一口永不停摆的铜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天天如此。但也能看到他抹桌子、扫地,跟大伙儿一起扛东西,那个时候就像一个扫地的老头子。报社的老记者都记不清给老钱骂过多少回,老编辑们也弄不清最后见报的标题,哪条是老钱的,哪条是自己的。

 

老钱有一个特点:易忘。他刚刚与你为稿子争吵拍桌子,搞定后他回办公室转一圈,折回身无事似的又跟你讨论刚想到的一个选题,师长般学究气,家长样慈眉善目。临结束要回办公室时,还不忘问你一句:“你今天好象情绪不高啊,是不是昨晚没休息好啊”。跟这样让自己受益、能学到本事的老头子生气,实在是件划不来的事情。

每每听到先我进报社的同仁们讲老钱这些往事时,我都心生羡慕,我只是从钱先生编印的《新闻刊大》上获益,却未能有他们当面被老钱“挨骂”的教育机会,怎么也是件遗憾的事情啊!《新安晚报》有个传统的“新安百花奖”,每年一度由读者投票评选出“最受读者喜欢”的记者、编辑、好新闻、好策划等。我曾连续五届当选为“最受读者喜欢的记者”,还被报社冠之一顶“首席记者”的高帽子。我听老同事说起过,钱玉岁先生很是为我高兴,也为没能到“新安百花奖”颁奖现场有些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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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钱玉岁先生的《我的白皮书》中看到过著名的新闻学专家徐占焜教授的一封信,信是写给他复旦大学同班同学钱玉岁的,信不长,全文如下:

玉岁兄:

 

昨天下午,周郁夫打电话来,说老兄体重只有110斤,在人家沙发上坐着就睡着了。我听后很耽心老兄的健康。你虽然没有什么病,精力充沛,但并不强壮,而且现在也不是当‘拼命三郎’的年龄了。总编辑重在策划、指挥、把大关、调动积极性,而不在‘拼命’。你夫人是医生,应多听她的话。‘张而不驰,文、武弗能也。’何况你、我乎?我昨天刚从郑州回京,写了篇《郑州‘打的’记》可供一笑。

 

请向夫人问好!听夫人话,健康长寿!

 

祝健康

弟:占焜


钱玉岁先生还是没有完全按照老同学的叮嘱去做,即使退休后依然拼命效力新闻事业,担任《安徽商报》顾问,有一定程度上行使总编辑指挥策划权力,将一张新生报纸办得有声有色。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亲自执笔写过一则短文《见教于傅强》,发表在2001年元月20日《安徽商报》上。在报上公开点名批评一名在职警官,在安徽新闻史上是空前的,在全国也不多见。当时傅强任职的单位新闻实行统一发布,记者们在一些突发事件采访中感到受制太多。这篇文章缘起傅强那次动手夺走了商报记者的相机和证件,既没说明理由,又没出具暂扣物品凭据。钱玉岁先生《见教于傅强》开篇即为:

做了多年的新闻,有眼不识傅强,据说此人怪‘横’的,今天我倒是要摸摸他的‘老虎屁股’。


文章末尾:


也许傅强没有认识到此事的严重性,不妨提醒几句,以供参考。傅强如有意见,恭请来稿,本报将一字不改予以刊登,如何?


钱玉岁先生此文一出,振聋发聩。有关单位和当事人也以此为鉴,积极改进工作方式与方法,主动与新闻单位做好沟通协调工作。

 

钱玉岁这种铁骨硬汉老新闻人风骨,像春雨润物般的在我们这一代新闻人身上也随风潜入骨了。2007年4月26日夜,我在主持《新安晚报》新闻版面编发时,当天公交车又压死了一个中学生。这座城市不到四个月,公交车竟然压死辗伤了55位市民。我心绪难平,当即为新闻配发了篇评论,题目就叫《谁为55位伤亡者一跪》,开头写道:

早晨春光明媚,省城街头绽放的花蕾芳香扑鼻。

然而,如花般的高二女学生季洁冰却被无情的公交车轮碾过,没有来得及留下一句话就去了天堂。目睹当时惨景的行人伤心落泪,她的不幸逝去,在这个早晨将多少市民和家长的心揪得生疼!

女高中生季洁冰是今年以来被公交车轮夺走的第10个生命,在此之前,已有9位市民不幸死于公交车轮下,还有45位市民被公交车撞伤。不断重复的悲剧就在我们这个城市一次次上演,一次次将一个个家庭辗碎……

评论末尾:


省城公交车行车安全到了必须正视的时候了!谁来对这一起起行车事故负责?公交集团的负责人们,谁会站出来向逝者与伤者深鞠一躬?


文章见报后,反响强烈。次日下午编前会上,江海波社长说:“这篇评论有战斗性,平民生命高于天,媒体就要有胆识大胆问责。

 

钱玉岁先生最难的时候在他当医生的爱人去世后,他不会照顾自己生活,病倒后日益严重起来,竟至卧床不起。我的第一本著作《匆匆》出版前,受教于钱玉岁先生的马丽春女士当着我的面给钱先生打电话,请他给我《匆匆》写篇序。钱先生在电话中声音有气无力的,我听得非常清楚:“我非常喜欢何显玉采写的新闻,他把平民百姓小人物的新闻做到了极致。我想何显玉是俯身平民卑微的生活,仰视平民高尚的灵魂,这才写出那么多震撼人心的好新闻。我实在是拿不动笔了,否则我很愿意给他的著作写一篇序言,请代我向他问声好。”马丽春说,“何显玉就在我身边,让他跟您说两句。”我接过电话,只听钱老先生说了句:“何显玉,你干的非常好!”我未说出话,早已是泪流满面,千言万言也找不到适合表达我对这位德高望重新闻前辈的敬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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