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节那夜的“豪赌”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从草田埂上走向外面世界的巢湖农家子弟，差不多都会玩一种扑克牌九。从一副扑克中查出32张牌，众人围桌四面坐，庄家发牌，左右对档与庄家对面的天门则是赌客下注的地方。每次各家四张牌，两两相配，分前后手牌，与庄家比牌点大小和点色档次，分高下论输赢。那时乡村一年才放一两场电影，整个寒假无东西可玩，亦无处可去，我们钻进乡村牌九场里，挤在人缝里踮着脚尖看四方输赢。当然，也会瞅着机会把攒了很久的三毛两角钱，押到左右两档或天门，输了就像瘪了气的皮球，沮丧地被人挤到赌桌外边去。

我最奢华的一场赌博是高考那年春节元宵节，晚上看书到半夜，踩着月光挤进赌场，一张牌没摸着将父亲东借西凑的15元学费全输光了……

干铬还是掼墙巴？

扑克牌九，差不多是我们巢湖农家子弟们小时候特别向往的最嗨的一种赌博。我们无资可赌，个小也挤不进牌九桌边，先从“干铬”开始赌博启蒙。小伙伴们各持一枚铜钱，从谁家墙头上摸一块土基，各人将一枚一分钱硬币放土基上，然后在丈把开外划一条线，站在线外各显神通将铜钱抛向土基，铜钱与土基中间一窝钱最近者，先拿铜钱往钱窝里砸，谁砸下土基上的硬币归就归谁，直至砸完，再开始下一轮。

这种赌法叫“干铬”，但有两个缺陷，一是必须要有铜钱，而铜钱大小轻重不同，会影响战斗力。就像小米加步枪对阵坦克大炮，输赢不公平。其次，每次干铬要去寻一块土基，一场战斗下来那块土基被铜钱砸烂了，又要重新去偷人家一块土基。久之，我们成了村里的“公害”，常为大人所骂。于是，各人直接持五分钱硬币往土墙上掼，硬币滚得最远者持币先掼墙，任硬币滚向别的硬币附近，以大拇指与中指一拃两端能压住硬币为赢。当然，有不服气者，可申请对着钱硬币吹三口气，钱币被吹跑了，就不输。这种玩法叫“掼墙巴”。每次掼半天墙巴，回家吃饭时嘴巴里尽是灰土，右膀子酸痛。
在我们巢湖南岸金牛镇那一带，恐怕找不出来一个小时候没干铬或是掼墙巴的男孩子。我们有输有赢，一分钱之间的输赢，也不会输到哪里去，发财到哪儿。我们东圩埂有一个干铬最准、掼墙巴最远的男孩子后来当兵，此项专长派上了用场，投手榴弹既远又准，在团、师里都没人投得过他，破格提拔做了军官。他春节回东圩埂探亲，穿四个口袋军装走到哪儿，后面都跟着一群跟屁虫。那时还没有“明星”一词，可这个掼墙巴掼来四个口袋的军官，无疑在东圩埂男孩子心目中已享有与后来的大明星同等待遇了。至今还记得他有一年元宵节在我家吃晚饭，酒后说过一番话：人就跟汤圆一样，现在的职位是皮，过去的经历是馅，只要馅好，捏过，烫过，煮过，咬过，终究会有你露馅的机会。

我上中学时，老师讲到“脱颖而出”，让我们举例子，我就举了家门口干铬掼墙巴挣到四只口袋的活生生例子，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在众多何姓同学绰号重复叫“荷包蛋”的情况下，我独享“何汤圆”绰号甚久矣。
后来他官至副连长转业回来，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我大学毕业后不久，在单位被提拔当副科长，我私下问组织部人“副科长与副连长谁官大？”得到的答复是副科长相当于副营长，乖乖，我终于有了超越感。

两边通吃天门赢

我们在乡下岁数稍长，就不再“干铬”、“掼墙巴”了，嫌这两样玩法太土了，累得一头一脸灰土，即使赢了也不过几分毛把钱，发不了大财，成不了大气候。于是，我们开始努力攒几毛钱，或是几个人凑上几毛钱，往大人的赌桌边挤，捏紧手心里的几毛钱，瞪大眼睛看哪门正红，跟着坐台摸牌的大人后面押上钱，兴奋与紧张得大冷天额头上直冒汗。情绪在四张牌大小点间起伏迭荡，人生成败就在几张扑克牌翻过来那一刹那间。

我们仿佛从来就有赢过，又找不到资本，于是就照着大人样子，一桌伢们凑在一起，四方落座，轮流坐庄，各凭技术配牌，靠本事赢钱。通过这种方式将各人口袋里零钱，输归其中的某个人，眼巴巴地看着赢家拿着我们可怜的血汗钱耀武扬威走进大人赌桌前，我们顿生万般懊恼，可是穷孩子没法子呀。没有钱时，我们就拿火柴棒子当筹码，两分钱一盒火柴照样赌得狼烟四起，练习推牌九技术。有时赢了不少火柴就多装几个火柴盒子，回家跟大人说，见家里没火柴了向同学借钱顺便从代销店买回家，家长给的一两毛钱便攒下了，积少成多，到了三五毛钱时，就可以入赌桌前押一把了。
我们尽管在火柴筹码上自觉已经把牌九技术练习得炉火纯青了，可一上场押上真钱时，依然无法淡定，那么点点小钱，即使赢上两把，稍一冲动一把就被庄家吃掉了，空落下懊悔与悲伤。可是我们已回不到从前“干铬”、“掼墙巴”的初级阶段了，分明已摸到大人赌桌桌拐了，眼睁睁看着距赢钱只差一点了。“干铬”、“掼墙巴”终究上不了档次，纯粹是乡下屁孩子们玩的低端粗糙的小玩艺，根本算不上是赌博。

火柴棒当赌博筹码的经历，待我成人以后去南方那个原本是小渔村的x门，那里最豪华建筑、最金碧辉煌的楼宇，无不是赌场。那里人早已不再打渔为生，也不需要读书学习，大慨跟我们玩“干铬”、“掼墙巴”年岁时，就学着发牌赌博，他们输赢的全是筹码，练就的是一手炉火纯青的发牌技术。每间赌场，每张赌桌前，发牌必是本地人，男生女生都有。几把牌发完，运气不好的，立马换个牌手上来发牌。我穿行其间，亲眼目睹内地来客转眼间输了一把筹码，再把钱换筹码，再输，再换。一个久经赌场的人跟我说，“进来赌博的人，赌的是钱，而庄家赌的是筹码，双方心理不一样，胜败已现，你怎么赢得过庄家。他开玩笑说：“还是你们老何家人厉害，赢了内地人那么多钱，无处花便娶许多老婆”。当年在中学时，听同学们喊我“何汤圆”绰号时，不觉得羞耻，而在x门听到别人夸我们老何家人厉害时，我真正觉得是种羞辱。我回来后，写了篇很长的文章，题目叫《x门是个流血的毒瘤》，多少内地客商与官员举巨资去那里赌，昼夜之间，千万亿元扔大海里了。输了钱财，毁了原本平静的人生。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肯下刀子切除这个伤天害理的“毒瘤”，让国之钱财源源不绝流入南海，打了水漂。

赌毒更是毒中毒

我们巢湖南岸金牛那一带，多是圩区，夏季雨大破圩，庄稼颗粒无收；雨小内涝，能收个五六成庄稼就算苍天赐福了。即使是风调雨顺年份，大人小孩也填不饱肚子，穷得丁当响。小时候农闲时，听长辈们扳着脚丫手指数着附近前朝今世，符合“五毒俱全”标准的人，能有几个？常看到他们把头摇得像拨榔鼓似的，似乎找不出来一个够得上“五毒俱全”的人。只有跟我家隔着两家的何华堂，人称堂大爷的人，差不多跟这个标准稍微近一点。

堂大爷家祖上有钱，他儿时去白石山上学堂，来来回回都是人抬着的。他染上了赌博，父母亲去世后，他更是无人管教，输光了钱财，便卖家产。人家买不起，他就带赌徒来家看，相中哪那根房脊或是料子先记下账，折算成钱，待他输得差不多时，赌徒们结伴来拆房屋，拆零了各自拿回去。土改时，他已房无一间、地无一亩了，还是给他戴顶富农帽子。堂大爷活到94岁才去世，小他将近20岁的堂大奶也活到94岁，去年初夏时去世，活出了东圩埂男人女人最高岁数。他的小儿子德广与我差不多大，他的女儿成了我们村第一个女大学生时，我帮她谋求到上大学的学费，现在京城硕博连读，成了堂大爷家最有价值的宝贝。
堂大爷染上赌博恶习，输光了家产，后半生并无恶习，一年中听不到他说几句话，勤恳劳作，修得高寿，福泽后代。而我一个中学同学，染上了赌这毒瘤，活生生将事业败落，人也处于崩溃边缘。
这个姜姓同学念到高一时输光了学费，他家再也拿不出几块钱学费，他只身去上海跟人后面捡拾破烂。就像上海滩传说的许多故事一样，他获得机会成了一个破烂大王，发财致富后不忘家乡，携巨资回县城改造旧城区。当时招商引来他时，是想让他为家乡做些贡献的，他也抱定大不了亏本走人。谁想到房价猛涨，财源来了挡都挡不住啊。旧城改造中有人测算他赚的钱肯定过亿。老姜小时候就好赌博，这时有人领他到了前面说的那个x门，几趟来回，他输光了在家乡城里赚的全部钱，还贴进了上海的所有家产，欠下赌场的赌债。

今年春节期间，有同学见到他，说他在绝境中努力想振作起来，可谈何容易啊！听他慨叹说，老家赌桌上有句俗话，十赌九输，哪有靠赌博发财的。做事做人，都要一步步踏实前行，方才稳当。他若就此省悟，也算是有收获了。
我走出草田埂后，虽然在外亦无所成，却没染上赌博恶习。这与我高考那年元宵节夜晚一场“豪赌”经历有关。那年我在金牛中学参加高考补习，我连拼音都不会，更不懂英语，而英语课已算高考分数了，我是背水最后一战了。元宵节当晚，我读书到半夜时还是没忍住，跑到隔壁生产队李大牛家赌场里。尽管我怀揣从未有过的15元巨资，可在那个赌场连牌也摸不到一张的，挤在赌桌边“钓乌鱼”，看哪门红就押那门。天亮时分，口袋里分文没有了，灰头土脸缩着脖子回家蒙头大睡。早饭不起来吃，午饭装睡不起来。天色将晚。父亲坐到我的床边，轻声说：“这是15块钱，你拿着快去上学吧”。我不敢相信钻出被窝，父亲手里捏着一把小票子。我接过父亲手里的钱，羞愧得无地自容，抓起书包跑出家门，一口气跑到金牛中学，同学们已在上晚自习了。我在教室门口跟班主任王老师说，“学费在口袋，明天去交”。老师说：“把学费交给我，你赶快进去看书”。后来，我才知道父亲见我蒙头睡觉，便去村里问了问，人家告诉他“昨夜在赌场见过你儿子”。那时刚过完年，家家户户都没余钱，我父亲差不多借了两个生产队，才凑齐了这学费。而我们班主任当晚非要我把学费交给他，因为，有同学带来学费不及时交给学校，晚上在外面赌博输光了，不上学了。
唉，儿时干铬、掼墙巴多少还有锻炼身体之用，而长大后的赌博有百害而无一益。我至今连麻将也不会打，大约是高考那年元宵节“豪赌”赢来的记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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