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红班的回忆

育红班，说白了就是七八十年代村办的托儿所，文革期间，讲究个“又红又专”，育红班的含义就不言而喻了。小时候，不少村里没有育红班，学前教育基本是盲区，但是我们村却有个比较高档的育红班。一是我们村自古以来重视教育，村北是笔架山，村南是墨水河，从祖宗开始就崇尚读书；二是我们村财力雄厚。那时候有村办标准件厂、地毯厂，苗圃，经济效益都比较好。
为了办好育红班，老支书还去了一趟烟台，参观了当时芝罘区的一个高档幼儿园。回来开党员会说，“咱村的孩子就按照这个标准来。”1979年在笔架山下，盖起来18间高梁头的大瓦房，气派得像个宫殿。

育红班就紧挨着笔架山，离我家有一里地，每天上下学都是自己步行过去。一路上的风景，对于心智尚未成熟的我来说都十分有趣。老乡的鸡鸭，路边的粉豆花和小菜园，都被我糟蹋过。有时追老母鸡出了神，甚至会错过上课的时间，有一次拿棍子追打乡亲的大白鹅，大白鹅因为肚子里有蛋，又受了过度惊吓，鹅蛋下不出来，生生憋死了。到了育红班之后，学习任务简单轻快，玩耍就更为随心所欲了。一下课，就凑在一起天下太平、抓石子、跳山羊、抬媳妇，到花园里抓土鳖来养。这些现在看来十分无聊的事情却也能给幼时的我们一整天快乐时光。太阳快落山了，爹妈下地回来了，我披着晚霞晃晃悠悠回到家，开始期待第二天的到来。

育红班的大门是一个圆形的，两扇大铁门自然是两个半圆形，大门上装饰着镂空的花纹，大门上方的墙面上，刻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八个大字。北面九间房子是两个教室和活动室，活动室里陈列着当时最时兴的玩具，我记得有望远镜，喷火星的枪、积木、万花筒等，不过活动室不是一直开放，每年只是开放那么几回。南面九间房子是午休室，休息室里摆放着崭新的小床，是那种四面都带栅栏的，很洋气的小床，刷着天蓝色的油漆，每个小床上还有个带插销的小门。每间教室都是崭新的玻璃门窗，洋灰地面，实木的课桌和漂亮的小椅子。和破旧的乡村相比，这个幼儿园就像是乱石堆里的一块玉。

育红班的主要功课就是玩，校园里是孩子们的乐园，大转盘是上下两层的，我们全班分成两拨，第一拨先上转盘坐好，剩下的人在下面推转盘，轮流往复。跷跷板是安静小女生的最爱，一边做一到三个孩子都可以，腿一蹬地就到了半空，来回交替，其乐无穷。秋千最刺激，晃秋千主要靠腰力，我喜欢站在秋千上晃，越高越喜欢，那时候的老师也放心，孩子也皮实，每次都要晃出飞翔的感觉，简直要飞上天，秋千的绳索几乎和地面平行也不觉得怕，有一次我从秋千上摔下来，门牙都磕掉了一颗。老师还让我把牙捡起来，回家扔到房顶上。滑梯是钢筋焊接成的，刷了一层绿漆，高度比现在的滑梯要高，每次上滑梯，我都不走寻常路，爬上旁边的一棵刺槐，然后跳到滑梯顶端，头朝下滑下来，无论玩什么，玩出个花来才过瘾。
红玉老师是大队会计福寿爷爷家的三闺女，轮辈分我该叫她姑姑。她长得白白净净，短头发，显得很是精神，长而密的睫毛，眼睛虽然不大，但是清澈见底，笑起来弯弯的，像个月牙儿。老师是村里第一个穿裙子的女人，当时小，不懂得审美，但因为她是我们的老师，多少年来我都认为她是村里最美丽的女人。她从来不打我们，常常把我叫到跟前，让我伸出小黑手，给我洗手，到了冬天还给我涂“皴手油”，每次涂完时候，我都特喜欢那种淡淡的香味。

小时候用的石牌
育红班的学制是两年的，分别是大班和小班，不过很轻松，学习简直成了副业，学学拼音、写简单的字、十以内的加减法。我从小跟高仁生老爷一起玩，他给许世友当过文书，一肚子墨水，经常教我学文化，这点知识我早心知肚明。同学们的学习用具不尽相同，条件最好的能用上草纸订成的本子和铅笔，条件差点的就用石牌石笔，有些家里困难的孩子，只能拿一片小瓦当黑板，用一块破布当黑板擦，条件虽然艰苦，却也值得回味。
我每天脖子上挂着石牌去，老师布置学习任务，我们就用石笔写在石牌上，教室里弥漫着石笔和石牌摩擦的“咔嚓”声。我三下五除二就写完了，红玉老师检查一下，摸着我的头，奖励我一颗糖豆，我就可以跑到校园里玩。有些笨孩子越着急越学不会，红玉老师就手把手教。放学了，脖子上挂着写满作业的石牌，拿回家给父母看，然后用抹布擦干净，等着明天再用。

教室里的一角，摆放着一架暗红色的脚踏木琴。红玉老师经常双手弹奏教我们唱的儿歌，如今还记忆犹新。她虽然没上过正规师范，或许也不懂得什么和声伴奏、跨八度伴奏，但是孩子们清脆稚嫩的歌声永远与老师的琴声那么和谐。记得儿时学过的儿歌有《春天在哪里》《我们的祖国是花园》《我爱北京天安门》《抗日英雄小雨来》等。
前些日子，在金牛山公园偶遇了红玉老师，我们一起回首往事，回忆育红班的美好时光，很多细节都在记忆的深谷鲜活了起来。想起这些有趣的往事，我常常禁不住会笑起来，笑完之后又有些伤感，这些回忆在网络和电子化横行的年代，确实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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