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舅爷

我有三个舅爷,老大据说在解放前在贯溪岳楼当地是赫赫有名的大地主,但他为富却仁,是开明的士绅,修了许多进房子,解放后被土改给邻近8家农户居住,由于未有恶行,且在乡亲中口碑甚好,所以并未被政府镇压,还被树作了新政府改造成功的典型人物呢。可惜我未见过他老人家的尊荣,因为早在我出生前八九年间就因病而逝了,享有了高寿,据说死时家里人将一颗黄豆般大的黄金放进他口中压在舌下。大舅婆倒是见到过,人很贤惠慈善,土改后她家的房子还住得宽敞,有四大间,雕梁画栋做工很是考究,当时妈妈带着5、6岁的我初次踏进她家去做客,在屋内的院子里这里瞧瞧,那里摸摸,感到新奇得很,舅婆端坐在大藤椅上笑咪咪地望着我,让我挨近他,慈爱地抚了下我的额头,然后吩咐大舅母抱来她的一个精致的木头(据说是楠木)匣子,从里边抽了张拾元的大票子叠成小四方塞到我手心,笑吟吟对母亲说“给娃个见面礼,不久就能上学了,好好让多念点书吧!”母亲有些惶急,连说“舅妈这使不得,给上伍元就够多!”我当时对钱币没有啥概念,只听说当时一般亲戚给孩子的压岁钱是两角或五角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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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舅爷家住在了县城里边,记得那时横亘在县城他家附近有一条很长很高的陡坡,当时叫周城路的地方。二舅爷在县城做了多年生意,据说是农杂产品,他和大儿子联手经营,赚了些活便钱,因此早在城里就自已置办下带小院子的三间砖瓦房,这在当时相当了不起的。对二舅爷的印象现在比较模糊,二舅婆走得早,更是没谋过面的。只记得二舅爷个子较高,精神相当矍铄的,有着生意人的精明和干练,为人也很随和,我在他家吃过一次饭,他给我碗里夹过几片肉,笑着对母亲说“娃比较瘦,要跟上点营养的”,母亲苦涩地点头笑了笑。在我上小学要自已端张桌子去学校,不知怎地让二舅爷知道了,他让我父亲到他的杂货店里把一张有些瘕疵的小桌子送给我解了燃眉之急。现在那张桌子早已不复存在,但是它陪着我读了小学三年的书,是困窘时期一缕温情的熹光,没齿难忘!
三舅爷则是我和他接触最多、相对来说更多熟悉和亲近的人,多了些景仰的成分。他的政治面貌亦较为复杂:先是解放前为高师毕业生,后在国民党洋县党部工作,后和解放洋县的纵字部队取得了秘密联络,里应外合为和平解放洋县作出了积极的努力,成为被新政府叫倚重的开明民主人士。那时他才25、26岁光景,戴着金丝眼镜,一派风流倜傥的儒雅范儿。他写得一手好字,常见他给亲朋好友或在中堂裱的画上题诗写字,或在相当考究的门楣上书写烫金字的春联等,当然会适量收取一定的润笔费的。至于作为贵客给亲戚邻里在“过事”时坐礼柜,所写的礼簿上略带草笔的楷体小字,仔细瞧瞧都觉是一种美的享受。所有这些事儿,起初是同样爱好写字的父亲告诉我的,在我稍稍长大后亲眼目睹了舅爷的几次场面应酬处事,深感舅爷的几把刷子确实了得!
如今连这位小舅爷也亦作古十几个年头了,与他生前交往得到他垂爱的诸多事儿中有几件至今念之弥深记忆犹新。还记得母亲带我见到小舅爷的情形,那次正月里先去大舅爷家做客,收到了大舅母数额不菲的“压岁钱”后,辞别后我们到了小舅爷家(两家本来相距不远的),当晚住在那里。当晚小舅爷没在家,舅母和四个孩子在家,分别是两个表叔及一大一小俩表姑,大家都很稀罕我,亲切地摸下我的额头,母亲陪着舅母说着亲热话儿,大表叔和表姑在舅母的吩咐下张罗着跳水抱柴禾,开始生火做晚饭,熬了小米稀粥,摊了很好吃的油渣馍,小表叔和表姑则拉着我跑出家门,到附近一片空着的场面里(据说是他们队上用来分配粮食的场面,当时并未硬化),我们到时有不少大人小孩在那儿玩着,过年嘛!小表叔教我打洋火枪(流行于70-80年代农村孩子所玩的装有硫磺粒儿能连续发射的玩具枪),起初我根本不敢扣动板机,听到表叔很响的枪声,我的小脸都吓白了;他教我打枪,我勉强敢扣扳机了,不知怎么原因老是卡壳不响,末了又连射了两发,只听吧吧两声,惶的我竟连枪儿也掉在了地上,表姑也笑出了泪花,一个女儿家家的,她还比我小上一岁半,但她却比我胆大了,能熟练地瞄准目标射击,滚铁环也比我滚得好,小表叔比我大上几岁,当然玩得更是门门不挡了!
小舅爷是在第二天晌午饭罢后被人用吉普车送回来的,本来母亲和我打算吃过晌饭就回家的,早上母亲就向舅母言明了话心,所以舅母安排的饭菜相当丰盛,冷热菜共有九个,除了猪肉还有鱼肉等。但舅爷回来了,他得知我们一会儿要走,说什么也不肯,硬是留着我们在天擦黑时才走,临了安排大表叔骑了永久加重自行车载着我们娘俩送回了家。要知道那个时候,能有牌子自行车的人家相当稀罕,小舅爷家有,但基本是他的专车,表叔、姑们想骑,无特殊许可是不能的,足见舅爷对我们的礼遇和关爱!
这是我和舅爷的初次晤面,当时才8岁多,刚上二年级。不知怎的,见了舅爷我陌生竟感到几分亲切,但很敬畏他,这个感觉持续在以后多次的相遇晤面之中,也许是听闻了他太多的故事,从他的气派和儒雅的谈吐都感到他是个不凡的人,作为一个晚辈无形中感到了某种恭敬和威严。等我怯生生地喊了声“舅爷”,他透过金边镜框端详了一小会,笑着向我点点头,拉着我向自家屋子走去,并亲切地问了一声“翠,你们啥时来的?”翠是娘的昵称,她高兴地应答着疑问,问了舅爷是否吃过了晌饭。
“怎么一会就要早?这可不行,我要和你们好好说话话,已有几年没见面了,小侄孙都这般大了!”舅爷对着娘一板一眼地说着话儿,显得很是关切。
舅爷则拉着我坐在了家中的藤椅上,好生地看了我一阵,呷着舅母泡得菊花茶,摘下眼镜,吹吹茶碗里冒着的热气儿,笑着问了我许多有趣的问题,我都一五一十地认真回答了他。我把放寒假时考试考到的一首古诗摇头晃脑地背给了听,他听得很是仔细、入心。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舅爷仿佛陶醉在诗情画景中好一会儿,很是慈爱地抚了一下我的额头,笑着对娘说“这个孩子能念好书,要好心培养他,以后见了怀德,我也要叮嘱他。”(怀德是父亲的名号),母亲“嗯”地点点头。捱不过舅爷的挽留,几个小时后我们又吃了舅母擀的浆水扯面后,天已麻影,正式和他们一家人告别离开。舅爷掏给了我5元钱,还送给我他用宣纸写成的两张字帖儿,嘱我一定要把字写好,这是人的第二张脸面,你爸的字就很有力道的,要好心向他学习。我嗯嗯地答应了舅爷,并向他鞠了一个90度的深躬……
那是1981年早春的一个清晨,我像往常一样早早地到家乡所在的初中学校里上学,来到所在的初一年级1班教室里,只见班主任兼数学科任刘老师正和一个戴着眼镜的老人站在教室前门的外边似在等候着什么人。我走近定睛一看:哇,这不是几年没见面了的小舅爷吗,他来这儿干啥?该不是来找我的不成?心中犯着疑惑,冲女班主任和他说了声“老师好”然后一溜烟地闪进教室,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和早到的同学一起,掏出语文书来叽哩鸣拉地念起书来,忽而想到语文老师已有三四天没来给我们上课了!听说休了几个月产假,学校在给我们找代教老师呢。
教室里空着的桌位很快就填充完毕,大家一脸茫然盯着空旷讲桌,因为往常这个时候大家都在教学区划定的区域列队早读呢,此刻值日生差不多把教室也打扫停当了,可是今天一反往常!刘老师领着舅爷走进了教室,她率先走上讲台,作出一个用手自高向下压一下的手势,然后清下嗓子,接着开始讲话了,叽哩咕噜几句后,她带我们鼓了掌,接着舅爷被请上了讲台,照例说了几句客气的话语,至此我的舅爷—成为了我们的代教语文赵老师了!
在舅爷代教的差不多三个半月时间里,他对临时教职工作是认真对待的,常常面批作文,他的教学方法虽有些老旧,但他的知识渊博,尤其黑板上粉笔所写的工整小楷深深感染着大家,在班内一段时间形成练习写好硬笔字的跟风浪潮,这与舅爷的影响关联大着呢。同学们比较难忘的,以至他代教离开很长时间了,生完孩子又来教我们的原语文老师大家排斥了好长一段时间。当然,在这个阶段,舅爷并没有因为和我的亲戚关系而和大家区别对待,他严格要求我们,当众批评我回答问题的差劲,迟到了照样被罚站,只是一个威严的赵老师而已!
三个舅爷先后离开我们好长时间了,他们各自的事迹存留在烟尘往事之中,对于后辈的我们只有敬意和缅怀。感谢他们走进纵深的岁月深处,带给一段浓淡相宜的亲情缱绻,丰富生命鲜活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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