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龙亭的上空有一片祥云，那是八十多年前龙亭的一群抗日青年，用血肉之躯和一腔忠魂换来的。这片祥云的色彩，分明是共赴国难的他们用鲜血染成。半个多世纪的光阴荏苒，或许云彩的颜色已经黯然失色了。每一次仰望这片祥云，心中总会感念这些曾经为故乡带来平安祥和的先辈。今天，让我把乡邻们支鳞片爪般的回忆资料，进行碎片整理，只为了先辈们的献血不至于白流，只为了这些记忆不至于淡化成烟尘……
龙亭，当时叫万槐镇龙亭村。1938年春，16岁的杨顺恒被抓壮丁。那天，本来是抓他哥哥杨德成，当天也是杨德成结婚大喜之日，保长判断德成当晚肯定在家，绝对可以抓个正着。谁知，当镇公所的保丁们到了他家，洞房里只有新娘一人，只不过婚床的床腿上拴了一只红公鸡。保丁们都是本地人，知道按照龙亭民俗，意味着新郎当晚不在家。保长和保丁们心里都明白，德成肯定是躲兵去了。他的父母，万般央求保长放过新婚儿子，好话说尽也是枉然。最后，作为亲弟弟的杨顺恒，不得已代兄从军。16岁的少年杨顺恒，就这样当兵走了，经过陕军设在商洛新兵训练营的三个月初级军训，随部队直接开拔中条山战场，转战山西永济、平陆等地。因为个头瘦小，力气单薄，所幸人还显得机灵，被连长选作通信员留在身边。他所在的陕军在中条山与日军鏖战，战斗频仍，每一次都要面对生死选择。有一次连队在平陆县某地被日军追击，16岁的他跳进茅厕粪坑才逃过一命。当年龙亭村与杨顺恒一起被抽壮丁的还有齐永邦、郭配常、杨明福等人，他们每一天都是“脑袋拴在裤带上”，随时都面临牺牲，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刻骨铭心的故事。杨顺恒幸运地囫囵着身子回到了龙亭；郭配常因为识字，被提拔成基层军需官，也因此在解放后作为“四类分子”而受了管制；齐永邦被日军大炮炸断了大腿，右腿高位截肢。战时没有退役制度，只有残疾才可以返乡，民国政府配送他一个织袜机，在当时是价格昂贵的稀罕机器，目的是保障他后半生的生活出路。解放后，政府又安排他在供销社系统工作；杨明福失踪，生死不知。龙亭杜河村，有一个只住几户人家的自然村落，小地名叫安沟。即使这样一个地图上都看不到的小地方，她的子民也难逃抓壮丁的厄运。1941年秋，当时20岁出头的已婚青年杜香清，正与刚怀孕的年轻妻子在坡地里劳作，他家所在的甲——江树湾的张姓甲长带着甲丁们，把他堵在了地头。杜香清下边有两个未成年的弟弟，还干不了农活，他也知道抓丁的风声紧，但是秋收季节的农活必须自己干。为了两个亲弟弟，他当兵一走就是八年，解放后回家时，自己未曾谋面的女儿已经七岁了。十几年后，他的女儿又嫁给了江树湾那个张甲长的儿子。杜家和张家的两个家长，按说算是仇人，然而，也许是因为共同经历过战乱和人世沧桑，他们都选择接受了对方。至今，两户人家都人丁兴旺，当然，这是后话。江树湾还有一户张姓人家，弟兄两个，哥哥1938年春被抽壮丁，走的时候已经结婚，当兵后一直杳无音信，生死不知。七、八年后，嫂嫂居家而弟弟已经成年，张家本家人做主，让弟弟和嫂嫂结了婚。谁能料想，解放后哥哥竟然从外地回家了，而他弟弟与妻子的儿子，已经3岁了。这样的人间悲剧，在那个战乱岁月，并不算是什么稀罕之事。万槐镇杜村（今龙亭镇杜村）也有多人参加抗战。在一般百姓的被动服役之外，杜村有两个人的抗战行为颇为耀眼，值得称颂。一个是马洪武，1938年春被抽壮丁，也到了中条山前线，因为作战勇敢而且也有文化，被提拔为排长。1940年第一次中条山战役后，又随陕军部队镇守潼关，同样因为英勇作战、恪尽职守，又被提升为上尉连长。后来，由于日军轰炸，马洪武右大腿被炸断，伤愈被装了假肢。享受伤残军官待遇返乡，民国政府也为他配送了织袜机，以保障他的后半生；二是任国栋，他是当时万槐镇少有的自愿从军报效国家的青年人。1942年，22岁的任国栋，因为读过几年私塾识文断字，对国难认识较为深刻，并且一心投军建功立业。由于当时的军官休探亲假时都有招募本地青年从军的义务，任国栋就追随回乡探亲的洋县籍某国军连长，一起到了河南的部队。在部队里他苦练杀敌本领，很快就成长为一名合格士兵，在部队做了斥候兵（侦察兵、尖兵），多次立功受奖。突出的战绩是在1944年中条山战役国军败退时（当时陕军返回秦地整休，已经不在中条山了），任国栋作为上士，在虎牢关指挥80多名士兵阻击日寇，掩护国军有序撤退，殊勋可嘉。这两个人可算是龙亭人的骄傲。2016年，任国栋以96高龄岁去世。离世前，他已经获得过抗战胜利70周年国家奖章，算是洋县少数几个最为长寿的抗战老兵了。老百姓面对抓壮丁，大体上有以下对策：一是送人，就是男丁多的人家，自己身边只留一个儿子，其余的送给没有儿子的人家，这是最常见的情况；二是迁徙。男丁多的人家，干脆举家迁移到人烟稀少而有可以种地的山里，龙亭街上有三四个老户就是如此；三是躲兵。平时种地早出晚归，风声紧的时候干脆露宿野地；四是自伤剁掉右手食指，这个做法需要胆量，胆子小的做不到；五是“买兵”，就是本该自己当兵，自己惜命不愿意去，花钱找一个人代替自己去当兵。当然，这是富家子弟才可以做到的事。这种“买兵”状况时有存在，当官的也是睁只眼闭只眼，能够完成任务就了事。为此，当时极少数不良子弟就专做这种勾当：不断地出卖自己，又不断当逃兵逃回，再“卖兵”，如此反复赚造孽钱，这大约就是战乱时期催生的一种邪门生意吧。随着抗战形式的严峻，征兵抓壮丁也由开始时的“三丁抽一”变成“二丁抽一”了。沉重的抓丁任务，不仅仅是龙亭百姓的灾难，对于镇公所的官员而言，都感觉到力不从心，穷于应付。只不过相对于老百姓，他们多少识文断字，有些家国意识。抓壮丁的许多强制手段，让这些当官的人都觉得太过头了。但是，上边下达的征兵任务之大，经常压得他们抬不起头，面对百姓人家的躲避、迁徙，甚至买兵和自伤，他们不得已只能采取极端措施：深更半夜堵在被窝里抓、新婚之夜抓、田间地头抓……当年万槐镇公所的的联保主任和保长们，在解放后被作为“历史反革命”，几乎无一例外地被长期管制，他们对自己在旧时代的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唯独对抗战时期的抓壮丁的事，虽然口中不敢抱怨，但是心中自有苦水。在抗战时期，他们遭受过龙亭百姓的怨恨甚至诅咒。但是，今天也应该肯定他们的抗战贡献。1980年前后，有人问过曾担任万槐镇联保主任的韩福德、担任过甲长的黄树德，他们都说当时征粮难，但是最难的还是征兵。这些镇公所的工作人员，一般识文断字，比普通百姓的家国意识强烈一些，征兵前肯定也要宣传抗战意义和“一人当兵全家光荣”，但是前线的高阵亡率，宣传讲道理根本无用，老百姓只知道当兵就是死亡，面对百姓的躲避、自伤、迁徙等常见的躲兵状况，最后不得已变成了“抓壮丁”了。当年龙亭吃公家粮的人，还有朱维杰、王建丰等万槐镇完全小学的教师，二人于四十年代初毕业于省立洋县中学。这在彼时的乡间，已经是学历够高的读书人了，毕业后被政府聘为公职教师。在服务桑梓任教期间，可算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真正做到了传道、授业、解惑。除了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他们也向学生宣传抗日救国。当年万槐镇的征兵征粮，在洋县名列前茅，与龙亭的淳朴民风高度相关，而教师们的恪尽职守，客观上也起到了教化一方的作用。两位先生，后来都因为国民党员的身份和所谓的历史问题，被清理出“阶级队伍”，解除教师身份返乡做了农民，靠务农或做小生意糊口养家。晚年的两位先生，依然面色红润、开朗达观、思维清晰、儒雅仁厚而谈吐不俗，与普通农民迥然不同。两位先生都很长寿，这大约就是上天对他们唯一的眷顾与厚爱吧。抗战时期，陕军因为战绩卓著，打了许多胜仗、硬仗和恶仗，而被尊称为“中条山的铁柱子”。其实这些胜仗的背后，是这只军队近乎全部文盲的士兵们，不惜流血、伤残、乃至不计其数的阵亡牺牲换来的。龙亭大部分的农家子弟，在部队里都得到了成长。不仅英勇作战，而且品行也很良好，没有落下兵痞习气和其他坏毛病，杨顺恒、齐永邦、郭配常、杜香清、马洪武、任国栋，还有成百上千受伤致残、牺牲、失踪的万槐镇（龙亭）人，都是这样的好男儿。今天，虽然老兵们已经全部故去，但是依然得到龙亭人的感恩和怀念。正是由于他们抗战时期的英勇作战，以血肉之躯共赴国难，才为故乡龙亭赢得一片晴空净土，带来一片祥云瑞气。这片祥云，如此多情而眷恋故乡热土，今天仍然不肯远去，还在龙亭上空徘徊……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污话社 » 龙亭，那片并未远去的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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