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 | 疫情之下的“世外桃源”

本以为出门会见到一个个的“蒙面人”，但是高铁上人员紧密，除了几个年轻人和乘务员戴着口罩，其他人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春运期间的人员大规模流动和返乡中部分人员的无意识，都预示着这个病毒的传播速度。

出了站口，眼前的场景又让我心中一沉：了解商丘人口的想必知道高铁站和火车站的火爆程度，然而这里来来往往熙熙攘攘，丝毫没有被疫情影响。

回家路上，我调用了一切我知道的信息向我爸科普。当时我以为有效果了，但最终这场谈话还是失败了。还是上课好，起码高中的学生是能判断对错的。

我们到家的时候，大哥已经被朋友叫去聚会喝酒了——这是我们村子里的惯例。年前村子里大大小小的男人们都要在一起吃饭喝酒，最富裕的那个请客，其他人带酒参加。我回家之后，又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搞宣传，首先是我嫂子意识到了严重性。她拉上我一起计划把我哥“骗回来”。

到那家之后，我戴着口罩站在院子里，不敢进去。那家的60岁母亲在被窝里躺着，我嫂子疑惑，问：“天刚黑就睡了？”那母亲回答：“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一天头昏乏力，感觉有点发烧。”我嫂子吓坏了，说：“我让人给你拿个温度计吧，发烧了得治。”之后，便出来了。

我看着那母亲周遭的环境，有些心悸。她的三四个孙子、孙女都在她床边看电视，与这个小卧室相通的便是大厅，在那里有二十多人围着大桌子吃吃喝喝，抽烟大侃。我嫂子站在大厅门口找个借口把我哥“骗”了出来。里面的人看我们戴着口罩，调侃道：“防毒呢？”

这时候疫情离河南的这个村子很远。我问：“是不是身边人出事了才能意识到危险？”嫂子说：“自己出事才意识到危险。”

1月23日，我刚起床，我妈就说：“下午趁人少去洗浴中心泡澡。”我们商讨交涉之后才有了妥协：“去包间洗，不进包间不摘口罩。我哥开车带着，路上不要和人说话。” 我妈如愿去了。不久，她因为这天的侥幸无法入眠。

下午，我又开始游说奶奶的活动。奶奶气定神闲给我多连回复：“非典几个月都没事，现在怕啥？” “全国那么多人才几百个病例，死亡才十几个。” “我八十六了，还能怕死？” “你小姑早几天就给我带来一包口罩，咱村子里都没人戴，就你戴着，不怕让人笑话？” 听到这些，哪怕我一直都了解我奶奶，但亲身见识到她观念陈旧、心肠硬如磐石的样子，我还是无比震惊，尤其是中间那句话——死亡才十几个。但这是我奶奶，我不能破口大骂，我无可奈何。

这一天，村子的习俗是一早起来去拜节，除了给自己家的长辈拜节，还要去有老人逝去的家户跪拜亡者遗像。我爷爷2012年去世，自那之后，每年初一早上都要接受整个村子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陆续到来的年节跪拜。今年，不会受疫情影响，也不例外。

面对这么多从全国各地回来的人，是有潜在的危险的，但就算好生劝说，奶奶也肯定不会采取措施防护。所以，我一大早就拿着洗手液和稀释过的消毒液到奶奶家。把洗手液放到洗手台，消毒液喷到大厅、卧室、厨房、院子，强制给我奶奶戴上口罩。

拜年的人陆陆续续到来，我奶奶依然照常跟他们说几句话。往年，有很多定居在外的人依旧会回老家过年，并给村中在世的、去世的老人拜年，今年这些家户都没有回来。归乡的几个人拜年后聚在一起很有“正义感”，批判着没有回来的人。

非典以来最严重的疫情赶上中华民族最隆重的节日，一面是减少接触的防卫，一面是根深蒂固的习俗；一面要冷清，一面要热闹。这时候我的内心矛盾纠结：要让老人完全“投降”，几乎不可能。

这一天，也是干女儿、干儿子给干爸、干妈送大馍的日子。（大馍：普通的圆馍做大，为一般馒头的三倍左右大，顶部多了一块面做的各样花纹，花纹中间有一颗大红枣，底部有时也会填一颗枣，寓意吉祥。年节祭祀上供，晚辈给长辈送去孝心祝福都要备上。出嫁的女儿过年一定要给娘家送大馍。所以， “大馍”有时也象征女儿，比如“这是你家的‘大馍’吗？”，如果新出生的孩子是女儿，一般会说：“恭喜啊，添个‘大馍’！”）

说了几句后我就离开了，也没有像往常一样留下吃饭。在门口就遇见干爸，干妈嘱咐干爸不要出门了，干爸回道：“有啥事啊？咱庄的不都该干啥干啥？”

咱庄的人都这样，或者都没这样——这就是这个村子里的行事原则。

打开微博，每日的疫情地图、死亡人数、雷火医院、前线英雄牵动着每一次心跳。打开微信，各种朋友群、同事群、家庭亲戚群中关于这个疫情的消息铺天盖地。堂嫂的朋友在武汉医院，发微信说那边形势严峻，让人心疼又紧张。心疼前线人员的辛苦和武汉市民的处境，紧张这边人们的“欢聚一堂”、“无所畏惧”。

回家之前，我就被告知村委会已经挨家挨户登记返乡人员信息，从武汉回来的会格外关注并隔离。要说之前信息迟缓，村民没有了解所以没有措施，也无可厚非。但是过年之后，各种信息扑面而来，可也只是变成了村民走上街头相聚讨论的谈资——“确诊病例破千”，“ 武汉已经决定建设雷神山医院”，他们赤裸裸的脸上带着震惊与无足轻重的笑。

小辈在家里人微言轻，想劝说长辈不走亲戚、电话拜年，无果。直到舅舅打电话告知，他们那里已经封村了，不让去姥姥家拜年了，妈妈才作罢。姑姑想来送大馍，被她几位兄弟禁止了。我和弟弟用毛笔和红纸写了“勿当面拜年  禁止串门”贴在我家大门和奶奶家大门上。

“河南硬核” 和 “偷河南省长村长” 的话题成为热搜。不得不说，在这次疫情中，河南省从“地图炮” 的炮火中涅槃重生，成为被表扬的对象，是理所应当的。

市里面已经全城戒严，朋友说他们小区已经封闭，生活用品油盐酱醋定时配货取货，消毒车每天晚上喷洒，空气中的消毒液都是让人有安全感的味道。

叔叔是乡镇基层干部，大年初一只休息了半天，下午便继续开展防疫工作。哪怕是在年节，他不是在开会就是去高速路口、公路口等各个站点值班。在这样密切接触各个来往的人时，他们中的两位干部也被确诊。

村里终于开始行动了。村口的宣传横幅飘飘，每过一个交通枢纽就被量体温和登记，去超市买东西要消毒、拿身份证，村口都用横木、电线石柱、小货车或者挖土机封了路。村委会喇叭上的循环宣传很写实：“那些出门打牌的，拉呱的，开着车瞎胡转的，你不为自己想想，也不为一大家子考虑吗？你活着自私，死了没人哭坟……死乞白赖站在人家门口侃大山，你不怕人家心里恶心你……天天往那一杵，就你好看？就你脸白？你转悠吧，要是感染了，把你隔离起来，闷毁在屋里也没人理你。”

随着封村的进行和确诊的患者离这个村子越来越近、几近包围，在紧锣密鼓地宣传和行动中，在冷空气的萧瑟下，我们村的村民们终于“明白”了这个病毒是要命的，终于肯老老实实地窝在家里，像被猫儿们堵着门口的老鼠。还有一些村民，在手机上正义凌然转发“决心书”，躺着为国家做贡献。

看起来，每一个人都明白了病毒的危险以及防疫的重要性。

村子之外，战役持续。而我的村子就像世外桃源，仿佛这场疫情与村民们无关。

爸爸被朋友三番五次打电话，终于按捺不住出去打牌，回来之后就被我妈强制消毒并绝食一天。第二天，我爸依然戴上口罩刚出门，就听我妈（假装）给别人打电话：“砂锅说了，她爸再出去，她就打电话报警，家里关不住就去拘留所，俺娘俩情愿送饭。”于是，我爸“能屈能伸”，默然回到大厅往沙发上一躺，打开电视，“安心”在家。但也因此，爸爸“妻管严”的帽子扣得严严实实，不仅仅那些出去打牌、约而不得的男人们揶揄，连村里的女人们也在大街上拿这事开涮。

有一天，我干妈和邻居两位长辈在我家门前水泥路上说话聊天，喊我妈出来。我妈戴着口罩站在家门口离她们三米远的地方，她们笑着喊：“你瞅瞅你把你老头儿管得紧哩！不就是打个牌吗？”我听到我妈笑着回喊：“不是怕打牌，其他时间打牌也不管他呀！主要是恁多人在一块危险。恁也得少让家里人出来，这可是关键期。”一个婶子回道：“家里人管不住，光自己在家隔离也不管用啊。还不如出来散散心哩！”

她嗤笑：“挨啥理类？该死不能活。”我们笑笑不说话，便散步离开。村口处，一条铁丝挡住路口，路口北边是村委会搭起的值班草棚，我们站在路口看着棚内的情景：棚口有两个人在抽烟，棚内约有五六个人围着牌桌正打得热闹，全都没有戴口罩。我们盯着门口两个人，他们也盯着我们，然后，我们在他们的注视下走开。

第二天白天再看，各个路口用来封路而横放的电线柱子和树干——前几天还是无声的戍边战士——已经被扒开一个缺口，是一辆三轮车的宽度，一辆外来的车子穿过去，什么都阻挡不了“放荡不羁爱自由”的灵魂。

在这场战争中，有人前线赴死，有人坚守岗位，有人后方防卫，有人伺机逃脱，也有人不甘寂寞。我一度恍惚，前几天的“自我隔离”不是因为疫情防卫，而是为了保暖。眼前的感受最直接：谁会去考虑两周后的健康？

他们耳边听着还在循环“咒骂”的广播就像听音乐，手上娴熟地打着牌，锻炼多重感官。在这个熟人社会中，外面的一切一切好像都被铜墙铁壁的关系挡了下来，在这“世外桃源”，自己就是“百毒不侵的金刚葫芦娃”。

阳光下，村民们脸上洋溢着“危险过去，劫后余生”的笑，几人在一起谈笑风生，封村的沉重的电线石柱子被扒个缺口，一个外村来卖鸭蛋的人开着三轮车来了，刚停下来村民们就一哄而上团团围住，再一散开，一人两筐，便卖空了。

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公开发文，说明疫情发展的三种可能，其中包括最坏的：胜利：2-3 月内全国的疫情都得到控制 ；胶着：半年-1 年，疫情得到部分控制，病人数平缓增长，就像 SARS ；失败：蔓延全世界，就像2009年墨西哥猪流感，美国感染几百万。可在有些人的意识中：就算长期抗战，战火也烧不到这里。

在晴朗的一天，我站在家门口，远远看着村子主街道上的村民像往年一样扎堆聊天，一阵阵大笑划破天际，爽朗的、泼辣的、由内而发的。往年听着这笑声我会觉得这就是家乡，有浓烈的归属感。可是这次，看着熟悉的村民长辈，我竟然不自觉地联想到鲁迅笔下那些角色。

2月14日，温度下降，悉悉索索下起了小雨，街道再一次恢复宁静。我已经确信，疫情在这里的作用比不上一场小雨的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