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 | 疫情之下的“世外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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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2日从洛阳回商丘老家之前,就已经从各渠道知晓疫情的严重性和人传人的可能性,到我回家时,武汉已经确诊444人,17人死亡,人员集中的省份城市都有多多少少的病例。于是在回老家之前我做好安排:和一年没见的朋友来了个“眼神约会”,紧张兮兮地补货消毒液和口罩,把家里收拾一遍,给家养的两只猫放好几盆子猫粮、水和猫砂,打电话和班主任商量着可能要在线上上课了,我们要提前做好安排。一切准备妥当后,就遮挡得严严实实,坐上了回老家的高铁。

本以为出门会见到一个个的“蒙面人”,但是高铁上人员紧密,除了几个年轻人和乘务员戴着口罩,其他人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春运期间的人员大规模流动和返乡中部分人员的无意识,都预示着这个病毒的传播速度。

出了站口,眼前的场景又让我心中一沉:了解商丘人口的想必知道高铁站和火车站的火爆程度,然而这里来来往往熙熙攘攘,丝毫没有被疫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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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让我爸戴上口罩,他说带着口罩呢,放在车上了,下车没戴。我当时就急了:“戴口罩是避免人传人啊,独处戴口罩,人群中不戴,算怎么回事?你看武警叔叔都戴着呢,你不相信我,总该相信武警吧!”经过几位武警的时候,我指着武警叔叔努力说服亲爹,武警叔叔们看过来,亲爹哼笑了一下,不同意,也不辩驳。

回家路上,我调用了一切我知道的信息向我爸科普。当时我以为有效果了,但最终这场谈话还是失败了。还是上课好,起码高中的学生是能判断对错的。

我们到家的时候,大哥已经被朋友叫去聚会喝酒了——这是我们村子里的惯例。年前村子里大大小小的男人们都要在一起吃饭喝酒,最富裕的那个请客,其他人带酒参加。我回家之后,又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搞宣传,首先是我嫂子意识到了严重性。她拉上我一起计划把我哥“骗回来”。

到那家之后,我戴着口罩站在院子里,不敢进去。那家的60岁母亲在被窝里躺着,我嫂子疑惑,问:“天刚黑就睡了?”那母亲回答:“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一天头昏乏力,感觉有点发烧。”我嫂子吓坏了,说:“我让人给你拿个温度计吧,发烧了得治。”之后,便出来了。

我看着那母亲周遭的环境,有些心悸。她的三四个孙子、孙女都在她床边看电视,与这个小卧室相通的便是大厅,在那里有二十多人围着大桌子吃吃喝喝,抽烟大侃。我嫂子站在大厅门口找个借口把我哥“骗”了出来。里面的人看我们戴着口罩,调侃道:“防毒呢?”

这时候疫情离河南的这个村子很远。我问:“是不是身边人出事了才能意识到危险?”嫂子说:“自己出事才意识到危险。”

1月23日,我刚起床,我妈就说:“下午趁人少去洗浴中心泡澡。”我们商讨交涉之后才有了妥协:“去包间洗,不进包间不摘口罩。我哥开车带着,路上不要和人说话。” 我妈如愿去了。不久,她因为这天的侥幸无法入眠。

下午,我又开始游说奶奶的活动。奶奶气定神闲给我多连回复:“非典几个月都没事,现在怕啥?” “全国那么多人才几百个病例,死亡才十几个。” “我八十六了,还能怕死?” “你小姑早几天就给我带来一包口罩,咱村子里都没人戴,就你戴着,不怕让人笑话?” 听到这些,哪怕我一直都了解我奶奶,但亲身见识到她观念陈旧、心肠硬如磐石的样子,我还是无比震惊,尤其是中间那句话——死亡才十几个。但这是我奶奶,我不能破口大骂,我无可奈何。

2

1月25日,大年初一,一整年中人情往来最频繁的一天。

这一天,村子的习俗是一早起来去拜节,除了给自己家的长辈拜节,还要去有老人逝去的家户跪拜亡者遗像。我爷爷2012年去世,自那之后,每年初一早上都要接受整个村子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陆续到来的年节跪拜。今年,不会受疫情影响,也不例外。

面对这么多从全国各地回来的人,是有潜在的危险的,但就算好生劝说,奶奶也肯定不会采取措施防护。所以,我一大早就拿着洗手液和稀释过的消毒液到奶奶家。把洗手液放到洗手台,消毒液喷到大厅、卧室、厨房、院子,强制给我奶奶戴上口罩。

拜年的人陆陆续续到来,我奶奶依然照常跟他们说几句话。往年,有很多定居在外的人依旧会回老家过年,并给村中在世的、去世的老人拜年,今年这些家户都没有回来。归乡的几个人拜年后聚在一起很有“正义感”,批判着没有回来的人。

非典以来最严重的疫情赶上中华民族最隆重的节日,一面是减少接触的防卫,一面是根深蒂固的习俗;一面要冷清,一面要热闹。这时候我的内心矛盾纠结:要让老人完全“投降”,几乎不可能。

这一天,也是干女儿、干儿子给干爸、干妈送大馍的日子。(大馍:普通的圆馍做大,为一般馒头的三倍左右大,顶部多了一块面做的各样花纹,花纹中间有一颗大红枣,底部有时也会填一颗枣,寓意吉祥。年节祭祀上供,晚辈给长辈送去孝心祝福都要备上。出嫁的女儿过年一定要给娘家送大馍。所以, “大馍”有时也象征女儿,比如“这是你家的‘大馍’吗?”,如果新出生的孩子是女儿,一般会说:“恭喜啊,添个‘大馍’!”)

我戴上口罩,带着妈妈帮我备好的年货和大馍去干爸干妈家,除了干妈和她儿媳妇、孙子在家之外,还有几个邻居在一起话家常。看到我去,他们都知道亲戚来了,要待客,所以客套几句就离开。我进屋拜年寒暄之后就给我干妈科普疫情和病毒。她很吃惊,说:“你干爸还在外面拉呱呢!”

说了几句后我就离开了,也没有像往常一样留下吃饭。在门口就遇见干爸,干妈嘱咐干爸不要出门了,干爸回道:“有啥事啊?咱庄的不都该干啥干啥?”

咱庄的人都这样,或者都没这样——这就是这个村子里的行事原则。

打开微博,每日的疫情地图、死亡人数、雷火医院、前线英雄牵动着每一次心跳。打开微信,各种朋友群、同事群、家庭亲戚群中关于这个疫情的消息铺天盖地。堂嫂的朋友在武汉医院,发微信说那边形势严峻,让人心疼又紧张。心疼前线人员的辛苦和武汉市民的处境,紧张这边人们的“欢聚一堂”、“无所畏惧”。

回家之前,我就被告知村委会已经挨家挨户登记返乡人员信息,从武汉回来的会格外关注并隔离。要说之前信息迟缓,村民没有了解所以没有措施,也无可厚非。但是过年之后,各种信息扑面而来,可也只是变成了村民走上街头相聚讨论的谈资——“确诊病例破千”,“ 武汉已经决定建设雷神山医院”,他们赤裸裸的脸上带着震惊与无足轻重的笑。

3

初二至初六,这里的习俗是走亲戚拜年、给长辈送大馍,又要见各地亲戚。我还是不甘心就这样放弃“游说”,初二早上九点又去奶奶家再次消毒,告诉她:“给亲戚打个电话,今年不用来走亲戚了,打电话就行了。” 奶奶说:“你来之前已经有三家来过了。××庄你老姑奶奶的孙子来的时候我还没起床,拍门声我也听不到,他就跳墙头过来了。”我哑然,默默又拿起消毒水在客厅喷几遍。

小辈在家里人微言轻,想劝说长辈不走亲戚、电话拜年,无果。直到舅舅打电话告知,他们那里已经封村了,不让去姥姥家拜年了,妈妈才作罢。姑姑想来送大馍,被她几位兄弟禁止了。我和弟弟用毛笔和红纸写了“勿当面拜年  禁止串门”贴在我家大门和奶奶家大门上。

“河南硬核” 和 “偷河南省长村长” 的话题成为热搜。不得不说,在这次疫情中,河南省从“地图炮” 的炮火中涅槃重生,成为被表扬的对象,是理所应当的。

市里面已经全城戒严,朋友说他们小区已经封闭,生活用品油盐酱醋定时配货取货,消毒车每天晚上喷洒,空气中的消毒液都是让人有安全感的味道。

叔叔是乡镇基层干部,大年初一只休息了半天,下午便继续开展防疫工作。哪怕是在年节,他不是在开会就是去高速路口、公路口等各个站点值班。在这样密切接触各个来往的人时,他们中的两位干部也被确诊。

村里终于开始行动了。村口的宣传横幅飘飘,每过一个交通枢纽就被量体温和登记,去超市买东西要消毒、拿身份证,村口都用横木、电线石柱、小货车或者挖土机封了路。村委会喇叭上的循环宣传很写实:“那些出门打牌的,拉呱的,开着车瞎胡转的,你不为自己想想,也不为一大家子考虑吗?你活着自私,死了没人哭坟……死乞白赖站在人家门口侃大山,你不怕人家心里恶心你……天天往那一杵,就你好看?就你脸白?你转悠吧,要是感染了,把你隔离起来,闷毁在屋里也没人理你。”

疫情发展急速,以每天确诊三千左右的病例上涨,“雄鸡”一点一点被烤熟。河南的人口太多了,又紧邻湖北,交通管制和省内防守再怎么严格,也总有漏网之鱼。确诊的数字从两位数,到三位数,再到四位数。家乡县城确诊从2例、8例到13例,本地乡镇中确诊的一位患者活动范围更大:

男,34岁,在武汉市一直从事个体维修电脑工作,现住××镇××村63号。1月23日上午10时许,从武汉回到××镇后,到派出所为其2月龄的女儿办理户籍关系。约11点钟到××北街王记米皮店午餐,14:30分,与五叔和本村2个好友四人一起到××一温泉洗浴中心洗澡,接触到搓背人员3人(已被当地隔离观察)。洗完澡后骑车又到其二伯父家中,然后到××一家饭店吃饭,24日14时出现不明原因的发热后,与其五叔、村医、村支书三人开一辆车到××县人民医院发热门诊就诊,在发热门诊处理后未入院,让其回家进行隔离观察,27日上午出现发热,到县人民医院再次就诊,1月29日确诊为新冠肺炎。

我妈看到新闻这才后怕不已。你以为对方很远,其实不经意就能遇见。他们在同一天、同一时间段出现在同一个洗浴中心。从这之后,我妈就成为防疫攻坚战的一员,很坚定。

随着封村的进行和确诊的患者离这个村子越来越近、几近包围,在紧锣密鼓地宣传和行动中,在冷空气的萧瑟下,我们村的村民们终于“明白”了这个病毒是要命的,终于肯老老实实地窝在家里,像被猫儿们堵着门口的老鼠。还有一些村民,在手机上正义凌然转发“决心书”,躺着为国家做贡献。

看起来,每一个人都明白了病毒的危险以及防疫的重要性。

4

可天公不作美,放晴了。2月7号开始,天气越来越好,好似病毒也如阴霾一般消失了。于是,有的人蠢蠢欲动,发现其他人也探着头,相视一笑,相约街头、巷尾、餐桌、牌局。有一处人家门前空旷,是村民常聚的地方。这段时间,一有巡逻检查的人过来,聚集的人马上散开,检查人员刚走,他们又回到空旷地集中起来。

村子之外,战役持续。而我的村子就像世外桃源,仿佛这场疫情与村民们无关。

爸爸被朋友三番五次打电话,终于按捺不住出去打牌,回来之后就被我妈强制消毒并绝食一天。第二天,我爸依然戴上口罩刚出门,就听我妈(假装)给别人打电话:“砂锅说了,她爸再出去,她就打电话报警,家里关不住就去拘留所,俺娘俩情愿送饭。”于是,我爸“能屈能伸”,默然回到大厅往沙发上一躺,打开电视,“安心”在家。但也因此,爸爸“妻管严”的帽子扣得严严实实,不仅仅那些出去打牌、约而不得的男人们揶揄,连村里的女人们也在大街上拿这事开涮。

有一天,我干妈和邻居两位长辈在我家门前水泥路上说话聊天,喊我妈出来。我妈戴着口罩站在家门口离她们三米远的地方,她们笑着喊:“你瞅瞅你把你老头儿管得紧哩!不就是打个牌吗?”我听到我妈笑着回喊:“不是怕打牌,其他时间打牌也不管他呀!主要是恁多人在一块危险。恁也得少让家里人出来,这可是关键期。”一个婶子回道:“家里人管不住,光自己在家隔离也不管用啊。还不如出来散散心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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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9日晚上九点,村子终于安静下来,我站在二楼,就着路灯的光亮看着路上空无一人,便叫上家人戴上口罩出门散步,谁知刚出门几步远就遇到一位邻居,她儿子在别人家喝醉了,她在家无聊,去看看儿子。我弟弟说:“婶子,别让他出门喝酒了,太危险。你出门也记得戴上口罩。”

她嗤笑:“挨啥理类?该死不能活。”我们笑笑不说话,便散步离开。村口处,一条铁丝挡住路口,路口北边是村委会搭起的值班草棚,我们站在路口看着棚内的情景:棚口有两个人在抽烟,棚内约有五六个人围着牌桌正打得热闹,全都没有戴口罩。我们盯着门口两个人,他们也盯着我们,然后,我们在他们的注视下走开。

第二天白天再看,各个路口用来封路而横放的电线柱子和树干——前几天还是无声的戍边战士——已经被扒开一个缺口,是一辆三轮车的宽度,一辆外来的车子穿过去,什么都阻挡不了“放荡不羁爱自由”的灵魂。

在这场战争中,有人前线赴死,有人坚守岗位,有人后方防卫,有人伺机逃脱,也有人不甘寂寞。我一度恍惚,前几天的“自我隔离”不是因为疫情防卫,而是为了保暖。眼前的感受最直接:谁会去考虑两周后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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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上有人说:这场疫情人们像举着放大镜,发现善良的人是真善良,有本事的人是真有本事,坏的人是真坏,蠢的人是真蠢。

他们耳边听着还在循环“咒骂”的广播就像听音乐,手上娴熟地打着牌,锻炼多重感官。在这个熟人社会中,外面的一切一切好像都被铜墙铁壁的关系挡了下来,在这“世外桃源”,自己就是“百毒不侵的金刚葫芦娃”。

阳光下,村民们脸上洋溢着“危险过去,劫后余生”的笑,几人在一起谈笑风生,封村的沉重的电线石柱子被扒个缺口,一个外村来卖鸭蛋的人开着三轮车来了,刚停下来村民们就一哄而上团团围住,再一散开,一人两筐,便卖空了。

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公开发文,说明疫情发展的三种可能,其中包括最坏的:胜利:2-3 月内全国的疫情都得到控制 ;胶着:半年-1 年,疫情得到部分控制,病人数平缓增长,就像 SARS ;失败:蔓延全世界,就像2009年墨西哥猪流感,美国感染几百万。可在有些人的意识中:就算长期抗战,战火也烧不到这里。

在晴朗的一天,我站在家门口,远远看着村子主街道上的村民像往年一样扎堆聊天,一阵阵大笑划破天际,爽朗的、泼辣的、由内而发的。往年听着这笑声我会觉得这就是家乡,有浓烈的归属感。可是这次,看着熟悉的村民长辈,我竟然不自觉地联想到鲁迅笔下那些角色。

2月14日,温度下降,悉悉索索下起了小雨,街道再一次恢复宁静。我已经确信,疫情在这里的作用比不上一场小雨的威力。

我仰头看着微微摇动的树枝,上面的点点枯豆就像墨色中国画,这样美丽的画面无法让人割舍,我希望我的村落安然祥和,希望这场疫情真的远离它,希望它是一处真正的“世外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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